德育价值重估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371
德育价值重估
——六探罗辀重的教育思想
德育—学校中以培养学生思想品德为目的的教育，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但如何实施德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罗辀重对德育的认识，经陶龛学校数十年实践证明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实施德育的最好机会”
罗辀重在《五育价值重估》一文中特别强调指出：“实施德育的最好机会，是就儿童的偶发事件，加以亲切的指导。教师应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于其言行举止中，发现其个性，才好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才有效果而言。”
罗辀重的这一认识是从他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得来的。这一认识有三个要点：一是实施德育的最好机会是儿童的偶发事件；二是教师要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三是教师就儿童的偶发事件要加以亲切的指导。
学校实施德育的途径很多，诸如思想品德课、各门文化课教学、班主任工作、校会和班会、少先队和共青团活动、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各种课外校外活动等。罗辀重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实施德育的机会”。作为“机会”，上述实施德育的各种途径可以说都是“机会”。但“最好的机会”，则是儿童在生活、学习和各项活动中出现的“偶发事件”。因为“偶发事件”最能反映儿童的“优点’’和“弱点”，最能体现儿童的“个性”，最能使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获得好的教育效果。
罗辀重善于发现和利用这种机会，有学生随地吐谈，有学生说脏话，有学生损坏图书，凡他遇上学生的“偶发事件”，他都及时抓住机会，实施“德育”。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位叫彭义福的同学听人说辀师找他，他怀着纳闷的童心，拘谨地来到罗辀重的房间，等着辀师的教训。罗辀重见一个学生站在自己面前，连忙放下手中的茶盅，微笑着看着他，等待他开口说话。彭义福诧异地问道：“辀重先生，不是说您找我有事吗? ”“没有呀!”罗辀重也很诧异，但他马上想到这天是国际劳动节，有人故意把劳动人民的节日说成是“愚人节”，在这天干些哄骗愚弄人的事，便说：“我没有找你呀，想必是哪位同学故意哄骗你。这是很不应该的。”接着，他便耐心讲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意义以及如何对待上当受骗及如何帮助那些哄骗愚弄别人的同学。彭义福得知自己被骗，开始很气愤，后悔自己上了当，寻思要报复，但当他听完罗辀重的一席话，反倒庆幸自己因那位同学的戏弄得以单独面见辀师，亲聆其教诲，增长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于是打消了要报复那位同学的念头。
“偶发事件”的机会，可以靠别人汇报、反映得到，但这远不如自己亲闻亲见。罗辀重主政陶龛学校数十年，始终要求教师“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亲闻亲见儿童们的“言行举止”。陶龛学生，即使是低年级学生，大多数都是寄宿生；陶龛教师，即使家在学校附近的教师，全部都是住校的。在这所学校里，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活动，几乎时时生活在一起，学校对学生有一套完整的常规，每个教师除教学外，对直接与学生有关的事，都要轮流值日，诸如晨操指导，清洁指导，周报指导，商店指导，点名、请假，夜间督课等等；而每日下课后的学生球队中，着棋丛里，撑渡船、骑单车、弄乐器、踢键子等活动，也总有老师“点缀其间”①。校友邓志强回忆说：“有一位姓陈的老师，大学毕业，很年轻，教我们的自然课。他总是和我们学生生活在一起，他的床铺就在我们男生宿舍里。”校友曾楚樵回忆说，陶龛师生都是在食堂里“共餐”，“只是老师桌上加一个莱，也不太特殊，—般是荷包鸡蛋之类”。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表示与学生同甘苦共患难，教师连多—个荷包蛋也取消了，饭菜与学生完全一样。
陶龛学校德育有方，闻名海内外，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教师与学生“共生活”。它不像我们有些学校，班主任靠学生干部汇报了解学生情况，任课教师除了—上课就很少与学生打交道，师生之间、学生干部与学生之间无形间形成一道道高墙。这样的“高墙”，在陶龛“是有历史以来就未曾筑过”。②
如果说，教师与学生“共生活”，对学校实施德育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对学生“偶发事件”，“加以亲切的指导”就更为重要。罗辀重认为：“所谓道德的教育，固然不是在功课表上加一些甚么‘修身’、‘公民’、‘公训’等科目，用演讲式所能奏效的；打骂、惩戒、体罚等，更是反德育的。”③；“有些儿童，在六七岁就学会骂娘、扯慌、肮脏、吃烟、打脾等不良习惯，但他白己并不知何为良习，何为恶习，全在教育者之平日训练，使他知道选择。并且，儿童之染有坏习，可说完全是外铄的。家庭、社会、学校，都要负责。儿童本身，不任其咎，但今之—班小学教育工作者，多半对于儿童偶发事件，认为不合的，常喜直接给予一种惩戒，这容易使小生命脆弱的心灵上烙着很深的创痕，甚至使之终身受到影响。”④
所谓“亲切的指导”，就是要讲理，不用体罚，“应以循循善诱，代替严辞厉色，使儿童自由生长于乐园之中，不要妨害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发育”⑤；就是要“学校对待学生均带家庭意味”，学生“并不感觉离家之苦”⑥；就是要抓住“偶发事件”的机会，“施以个别训话，将‘所以当为”或‘所以不当为’之故，反复譬喻，务使被训话者有反省余地，能够彻底的觉悟，如万不得已而必须处罚的，亦由其自己认定罚则”⑦，即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律之以纪，而决不是“管理员”式的，“只要管束儿童在校这一天不犯规，便算是管理得当，训育成功，结果反而造成学生—些‘做假’、‘应付’的恶德。”⑧
陶龛学校校长、董事、老师统称“先生”，学校数百人中，除常常听到有喊“先生”、“同学”之称谓外，听不到别的体现官衔地位的称谓。校友曾楚樵回忆说：“陶龛学校称呼老师不兴呼姓，而习惯于呼名……只有碰到单名时，才不得不连姓—起叫进去，如图画老师‘黄朴先生’，这样反觉亲切些。”陶龛学校师生之间的“亲切”，有口皆碑。它与罗辀重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罗辀重长期担任校长、校董主任，但大家从不称呼他“校长”、“主任”，也从不用“罗”字，而是伲称“辀重先生”或尊称“辀师”。这是不是他规定只许这样，不得而知，但人们回忆，印象中似乎陶龛学校数十年中都是这样的。1936年，一位叫敦敉的人在《沩风》月刊发表《我所知道的辀重先生》，说罗辀重是一位“天才的小学教师”，他不说话时显得“沉默寡言”，说话时“常常溜溜地说几十分钟”而不倦，“他的理论一出，小有不心服者”，“他的多言多笑中，总带了一点知识或教训给在接受的小朋友”。校友金耀彩回忆说：1940年暑假一天中午，他随龙果生等同学到陶龛报名，找到了在食堂正准备用餐的辀重先生。辀重先生亲切地接待他们，首先打了一盆凉水叫他们洗脸，接着问：“你们吃饭了没有?”他们开始毫不犹豫地回答“吃过了”，接着又互相推拉，不时地贪婪地望着桌上的饭菜，辀重先生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皱了皱眉头，严肃地说：“你们撒谎!明明没有吃饭，怎么说吃过了。你们进校门时，门上面‘血性’二字看到没有?细伢子说话要诚实，不要说谎；做事要诚实，一是一，二是二，不能骗人，骗别人也就骗了自己。” 辀重先生见他们满脸通红，不好意思，便又舒展眉头，和蔼地说：“好啦，知道错了，下次不错就行。先吃饭吧，吃了饭再报名。”事后，金耀彩等感叹：“想不到辀重先生的教诲既严肃又亲切”。50年后，他们还“记忆犹新”。此事可说是罗辀重对学生“偶发事件”加以“亲切指导”的一个典型范例。
诚实、利群的陶龛风
关于德育，我们尚未找到罗辀重太多的专门的论述，但他在《智育及其他》一文中提出的“德育不只是教人怎样做人，而要教人怎样有勇气去实践做人”的论断和陶龛的德育实践结果，却使我们如获至宝。这个实践结果，就是“陶龛风”的形成，或者说是“陶龛精神”的树立。
罗辀重认为：“教育的目的，原在促进受教育者行为的改变，一定要能改变整个的人——使个人有常态的情绪，适当的态度，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思想，以帮助人与人之间的适应，以促成与社会之间的协调”；“道德价值判定的标准，恒以‘与’、‘取’的分量多寡而定。‘与’多于‘取’是道德的，‘取’多于‘与’是不道德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⑨。
罗辀重在陶龛制定“血性”校训，就是上述认识的集中体现，就是旨在培养陶龛学生的良好品性，有效地实施德育。“血性”，是对湘中人品格、气质的高度概括。古代，抗宋梅山首领扶汉阳，抗元领袖张虎、周龙；近代，“虎口索食”的外交家曾纪泽，警世疾呼的民主革命家陈天华，辛亥革命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敢与封建礼教决裂的奇女子葛健豪；现代，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蔡和森，国际主义战土罗盛教等；这些杰出的湘中人物，无一不是热血结晶其伟大的人格，就连明代大理评事贺宗和太常寺少卿邹廷望，清代“烧车御史”谢振定和“中兴名臣”曾国藩等湘中籍封建官僚，也多少有点“血性”气概。罗辀重认为自己的父亲罗申田——为维护祖国统一而被人残酷杀害的清末驻藏参赞，也是一个“血性”之人，加之当时社会上“邪说横涨，逢人说假，遇事欺骗，诡诈奸狡，深人人心”⑩，为纪念先人，为改变人心，为培养儿童的“良好品性”，他毅然地于1922年将“血性”二字定为陶龛的校训，并于1929年在《湘乡民报》上发表“谈血性”一文，对“血性”的内涵进行解释。他认为，“血性”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诚而愚；二是为他不为己，也就是诚实、利群。这一校训的实施结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校风——陶龛风，树立了一种独特的精神——陶龛精神。
陶龛的德育，可以说就是培育陶龛风，树立陶龛精神。正如1931年2月7日《湘乡民报》发表的《陶龛别具精神》一文所说：陶龛“校训系‘血性’二字，陶龛学校之教育精神，盖无处不表现‘血性”云”。罗辀重遵循“儿童的良好品性，须从心理的观察出发，教学过程中培养，实际活动中训练”⑾的原则，将校训“血性”的内涵，特别是“诚实不说谎”和要“大公”“为群”，力戒“自私”“为己”⑿这两个根本的做人准则，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和学校各种各样的实际活动中。其训育方法，“则完全‘以身作则’，注重人格的感化。”因儿童最富于模仿性，以“身”教比以“言”教，收效何止万倍?故要学生劳动，就得先自己劳动；要学生早起，自己就不得晏起；禁止学生吸烟，自己就不得吸烟；自己不穿长衣，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换句话说，自己穿起长衣来，就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了；自己与人同桌吃饭时总是说说笑笑，就不去禁止学生吃饭时说笑。“以教人者先教已”，这是罗辀重在陶龛实施德育的“唯一信条”⒀。
1943年，有位名叫李庆元的先生评价陶龛说：“陶龛——它虽然不是我的母校，我也不是它的校友。但是，我近十年来，对它非常钦仰，并且认为它是小学教育的唯一灯塔。我知它与附近民众结成了一片；我知它形成了全体师生的家庭；我知它培植了优美的环境；我知它充实了需要的设备；我知它活动的教学，赶上了时代；我知道护它的园丁，数十年来有着一贯的精神；我知道它以血诚感动群众，做着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伟业。”⒁这是罗辀重把“血性”精神渗透在陶龛教育、教学和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师生的结果。他要求“一个普通公民勇于尽自己的职责，向一切邪恶引诱说一个坚决的‘不’字，向一切应做的事说一个坚决的‘干’字”⒂， “各学生之家庭，虽景况有贫富之分，职业有劳心劳力之别，然在校中，绝对看不出这些分别来。”“学生对校中雇用工人及厨工，都能有相当的礼貌……在这样一个平等的团体生活中过惯了的，对于有妨碍其团体生活的，大家都能自动地加以制裁。”⒃校友朱文庄回忆说：陶龛“校风学风良好，同学们生龙活虎地欢聚一堂，好学上进，遵纪守规。每天早晚期间，校门外渡口边，同学们整齐地排着队，渡公和老师一船一船地接送。下课喝茶，人多则一个接一个，无人抢先；打乒乓球，从没发现有人霸道”。校友胡启智回忆说：陶龛“学校培植民族的幼苗，所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成功的。男让女，大让小，讲卫生，守秩序，友爱互助，活泼大方，都具体显现在每个人的言行上”。
诚实、利群的陶龛风，“血性’’的陶龛精神，自20世纪初由罗辀重在陶龛开始培育，到20年代形成、确立，三四十年代后，随着陶龛“桃李遍及海内外”而闻名天下，并不断发扬光大。一所偏僻的山村小学，独具风格，独具精神，历百年而不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80年代，在收集陶龛文物时，有位老人献出了精心保存的一份“陶龛学生成绩单”，这份成绩报告单上“导师观察批评”一栏写的是：“欠诚实”。这在陶龛是最不光彩的评语。但这位学生并未生气将它撕掉，而是一生保存，时时激励自己，就是“文革”中烧掉了多少珍贵书籍材料也不把这张纸丢了。这就是陶龛“血性”(诚实)教育的魔力。
最近读杜甫的《春夜喜雨》诗，不知为什么，情不自禁地把它与罗辀重的教育精神联系起来。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我想，这不正是罗辀重在陶龛实施德育，培养陶龛风和陶龛精神的写照吗?！
实施德育，犹如下雨。首先，下雨要下“好雨”，而不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酸雨”、“臭雨”、“霉雨”；其次，下雨要“知时节”，要在受教育者需要的时候下，要有针对性，要把握最好的机会；第三，雨要伴随着和风细细地滋润大地，不能伴随着狂风，下得凶暴；第四，要下多下够，“掺透”、 “润物”要彻底，不能雨过地皮湿；第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好雨”真正“潜入”到了受教育者的心田，真正成了“红湿处”，就一定会有春色满城的美景出现。
罗辀重的“血性”校训，就是“好雨”。“血性”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同的时代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常说的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和“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等，无疑都是“血性”的表现，因为它们都包含着“诚而愚”和“为他不为己”这两个根本。罗辀重主张教师要“尽可能与学生共生活”，对“偶发事件”加以“亲切的指导”，就是“知时节”地和风细雨地进行德育渗透，其结果则是陶龛风的形成和陶龛精神的树立。
1996年7月
①② ⑦ 1937年《湖南教育》“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③ ⑧《五育价值重估》。
④ ⑤ 1940年3月28日《陶龛报》“救救儿童”。
⑥1941年2月1日《湘乡民报》第九期“罗辀重尽瘁教育，教育厅传令嘉奖”。
⑨ 陶龛教育墙。
⑩1929年4月28日《湘乡民报》刘亨斯《读了“血性”之后》。
⑾1947年12月18日《陶龛旬报》。
⑿1940年2月281]《陶龛旬报》。
⒀⒃1937年《湖南教育》“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⒁1943年5月8日《陶龛旬报》。
⒂1943年7月8日《陶龛旬报》。
发布时间：2008/10/9 【打印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