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深远的《师范教育放言》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340
意义深远的《师范教育放言》
----罗辀重教育思想再探
1936年，罗辀重在《长沙市教育》和《江苏教育》上同时发表了万余言的《师范教育放言》(简称《放言》)，对当时的师范教育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的师范教育仍不无借鉴、指导作用，意义十分深远。
师范毕业生应有之人生观
罗辀重自1920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后，一直经营家乡的陶龛学校。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他深深感到，当时的小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其原因“不能不归咎于推进小学之原动力的师范生未尽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小学教育之“无效”，就是师范教育的失败，而师范教育的失败，则主要是师范生的人生观没有解决好。
罗辀重在《放言》中说：“别的学校毕业的青年，可以任抱各种不同之人生观，如享乐之人生观，升官发财之人生观，糊口之人生观，甚至消极厌世之人生观……唯独师范毕业生不然……只能抱一种人生观一一即服务之人生观。”
什么是“服务之人生观”?罗辀重引用别人的话说：“教育者的人生观，应该是为服务而生活，不是为生1占而服务”。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学校，服务学生，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人生应当以服务为目的”。
为什么师范毕业生只能抱“服务之人生观?”罗辀重认为：“国家希望师范毕业生的是服务”；“社会希望师范毕业生的也是服务”。他在《放言》中说，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育开始以来，师范教育在国家学制体系中，始终占着“重要之位置”，始终“以公币设立为原则”。这足以说明“国家办师范教育”“怀着莫大的希望”。“师范生受国家公币之津贴达数年之久……国冢不给便宜予别人，而给予师范生，则期望师范生之重且大可知”；而社会期望于师范生的，“则更为殷切”，“在有些教育没有太发达的地方，听说本籍有人师范毕了业，则欣然色喜，以为从此本地教育有希望了，其意无非以师范生耗人民膏血不少，这回应该无代价为人民服务了”。
罗辀重还在《升学与服务——答复一个校友的公开信》⑴和《异哉所谓“毕业生的出路问题’’》②两文中提出，不能把“教师”当作一项谋生的“职业”，即所谓“教书匠”。他说教育是增强 “国力”，培养“健全国民”的；“教育何尝只是教书?教育者虽也是劳工之一，但决不等于只知机械地去做匠人”，教育者也，1·、
是，，老学究”、“开子曰铺’’的，而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 然而，当时的师范毕业生所抱人生观，大多不是“为服务而生活”，而是“为生活而服务”。他们毕业后找工作，“似乎除了糊口之外，，别无目的”。他们对工作的选择，不问自己“能力如何，胜任与否”、“只问报酬之多少”。他们“拿钱才做事，并希望劳少酬多”。他们还为自己找工作划定许多条件：不是，“城市”，不去；不是“大规模学校”不去；“薪俸少了不去”；要担任音、体、美、劳等课的不去；要“自弄饭菜”不去；有了这“六不去”，还谈什么“服务”呢?
罗辀重在《放言》中反复强调，师范毕业生之找工作，不应是为了“糊口”，而是“为着找服务的机会”。当然，不是说师范生工作就不能有报酬，“必不可少的生活费”是应该得的。但“除必不可少的生活费外，不能受任何报酬”，否则就“成了职业的性质”“而不是服务了”。
有人辩解说，当时的师范毕业生之所以抱“糊口之人生观”、 “为生活而服务之人生观”，是“为生活所逼，不得不然”。罗辀重回答说：“在这世界不景气当中，除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外，几乎无人不为生活所逼。欲解决生活问题，这是全人类的事，不能说师范毕业就解决了生活问题，即使……解决了你一人一家的生活，而全人类的生活未解决，那仍旧是空的”。他还斩钉截铁地说：“你如果欲谋生活问题之解决，那你最先就应人与生产有关的农工商界，而不应人以服务为目的之师范学校”。
也许有人会觉得，罗辀重言之过重了，对师范毕业生、对教师的要求过高了。但从国家和社会对师范毕业生的期望来说，理应是这样的。罗辀重在《放言》中也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说，过这样的话：“所谓‘服务’，虽不能说要你枵腹从公，但至少要‘为公’的成分多，‘为己’的成分少”。
师范毕业生人生观之培养
罗辀重在《放言》中大胆议论了“过去师范教育”所存在的“缺陷”和“今后师范教育改进之方法”。议论的中心，则是师范生人生观之培养问题。
罗辀重认为，当时许多师范毕业生之所以未能树立“服务之人生观”，与“过去师范教育”存在的“缺陷”有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招生时未加慎重”。“自教育资本化以来”，想进入中等以上学校求学，“已非普通人家所能办到”，而“师范学校不但不收费，连膳宿之费都归学校供给”。因此，师范学校“每次招生，应考人数常超过考取名额几十倍以上”。考取了的，多半是“富于天资而穷于家资的”。他们的“求知欲”大都“特别旺盛”，只是由于“家贫无力升学”，才考师范，并非“对教育学术感到兴趣”。他们有的一考上师范(特别是他们的家人)，就在“希望着”，过几年毕业了，就“可以赚点钱济家了”。还有的在考上师范后，“志气更大”，“日夜憧憬于大学之府，镀金之国”，“甚么小学教师”，在“他们的眼中是不屑注意的”。
二、“师范中学化”。过去的师范学校的教授们“颇知揣摩学生的风气”。他们在教育中常常迎合学生“升学”和“糊口”的心理，大谈“升学如何之好”、“如何之应该”，而把“服务教育”丢之脑后。他们也说教式地上几节“公民课”，但“实不能收丝毫效益”。师范学校的教学目标，大多“悉仿照中学办法”，“师范学校与普通中学，几乎完全一致”。在师范学校，“关于教育学科，第一学期简直只占百分之几，即连这一点，也不过是为装点门面而设”，这样的师范教育，当然培养不出“服务”的人才。
三、“参观实习”的“恶影响”。在过去的师范教育中，“省外参观’’最为师范生所“重视”、所“爱听”，但实际上因都是 “想免费到外省看看热闹”而已。到了江浙，“上海的戏不同小看，西湖的景不可不赏，至于学校，除了那几个最著名的不得不照例去走马观花一次，以便作参观报告外，别的小学，那怕是过其门也是不屑人观的”。过去师范生的教育实习，也大多是选择在城镇学校。这样的参观，这样的实习，大多“不但无益”，而且会产生一种“恶影响”：使参观实习的师范生“羡慕都市之繁华享乐，再不愿过乡村之清苦生活”；使参观实习之师范生“受到一种暗示，以后对经费不足，设备不全之校，不愿去服务”。
针对过去师范教育的“缺陷”，罗辀重对今后的师范教育提出了一些“改革之方”。主要有4条：
第一，改“师范”名称。为了“使人显明地得知”入校学习的“内容”及“出校之路”，师范学校的名称宜改为“儿童导师专业训练学校”(为小学师训机关)和“青年导师专业训练学校” (为中学师训机关)，简称“师校”。这样，那些没有教育“专业兴趣的人”，“看见这名字，就望而却步”。
第二，“校址迁乡”。“师校”，尤其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师校”，宜从城里搬到乡下。这样，不但“所花经费”可较在城市节省许多，而且能使师范生从人校开始便“实习耐苦耐劳”和接触毕业后将为之服务的农村学校。
第三，“慎始招生之办法”。“师校”招生宜分四步走，首先是保送投考，各中学在学生毕业时成立“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详细考察各学生个性、志趣、家庭情况”，将“适宜于受资师训练的”，保送投考“师校”。其次是“体格检查”，“当儿童导师的”要“以全副精力对付儿童”，“工夫本重”，“非健汉不能胜任”，而且“体弱多病之导师”，会给“儿童一种极坏的印象”，“尤不适宜”。再次是“笔头试验”。中国“农村小学多半只一人包办”，“儿童导师”“在规定的小学课程中，应是无所不能”，因此，招生笔试，“要注意各科的平均分数”，并且要“重思考，不重记忆，重知识运用，不重知识本身”。最后是“口头试验”，“除注意其(考生)口齿清晰，说话之流畅外”，“必须因人发问”，“追根究底”，详询其对教学专业有无兴趣及毕业后的打算等等，在其“自然流露中，发现其真正之意志”，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录取。经过以上四步后，“还须有保证人、家庭、自己三方面”具结，“情愿为社会受苦服务，无钱赚，不改业，不升学等等”，方允许入校。经过这样慎重招收的师范生，从人校第一天起，便感知自己的整个身子，“完全提供给国家”，抱定了“献身”、“服务’’的决心。如在校期间发现其“还不能下这最大的决心，则还是请他趁早出校的好”。
第四，严格“服务”训练。师范生从入校开始，就要受到严格的“服务”训练。“师校”要“人格具体化”，“从校长起，全校施行军事管理，不许有一人例外，所有一切起居习惯，生活环境完全规律化”，在“把青年最易犯之颓废、懒散、消极、暮气等习气革除净”的基础上，“启发其教育救国和社会服务之精神”。“师校”课程可“废止”初中生已有之“英算”常识，增加“服务道德”、“生产教育”、“义务教育实施法”、“儿童心理卫生”、“儿童病之研究”等“特种科目”。诸如“儿童读物评审会”、“儿童作文订正法研究会”、“儿童偷窃行为研究会”、“体罚问题研究会”等各种小组研究会，则“愈多愈好”。要使师范生对各科“平均学习”，“尤其是艺术、音乐、体育、劳作等科”。要加重“教育实习”科目，从学生入校第二年起，便应有“实习钟点”，“并占总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如实习成绩未及格，虽已受训期满，亦不轻易令其出校”。教育参观要“不定期”，“需要参观某处，即前去参观”，但“除考察之目的外，不能有任何之游览观赏”，“不能以公款供私人之享乐”。师范生要经常收听“教育播音”，了解教育信息，特别是受训期满的前两个月，师生应共同讨论学生“出校后创办新学校之一切具体办法”。“师校”不能认为学生一毕业，自己就“责任已尽”，“将毕业生视为路人’。“师校’’学生修业期满，宜不举行“毕业礼”，“不称毕业生”，而只视为“受刀II期满学生”，将他们“尽量分发到教育未发达之偏僻县”去“出校服务”，“师校则要随时随地不忘指导”。 “出校服务学生，应限其在寒暑假中，全体归校，报告服务经过情况，再听取各教授之指导，以供下期服务之改进”。这样“出校服务”五六年后，“公认为确有成绩，然后由教育行政最高机关，给予一种儿童导师专业之证明书”。
罗辀重深信，经过“慎始”招生，又经受入校到出校的严格“服务”训练，师范生“对教学专业”，定能“具有浓厚的兴趣”，对“公共事务”，定能“有委身从事之决心”，其“服务之人生观”定能养成。
《放言》的现实意义
1924年，罗辀重曾在陶龛学校添办过乡村师范部，正如1936年《长沙市教育》编辑所说，《放言》中的“主见”，是一位“办师范教育者对于师范教育的一种体验”。这种“主见”由于受时代的、环境的限制，难免有不妥不足之处，例如，他主张改“师范”名称，其实大可不必。西汉思想家杨雄在《法言·学行》中说：“师者，人之模范也。”造就“人之模范”的学校，称“师范学校”，未尝不可，并不很“费解”。又如，他主张师范学校“废止英算”科目，也未免失之偏颇。师范生在中学时学过的“英算”知识，自然不必去重复，但随时代而进步的“英算”新知识和“英算”教授之法，师范生还是不能丢弃的。
尽管罗辀重所处的时代与我们已相差半个多世纪，尽管他的《放言》存在着局限性，但他在《放言》中对过去师范教育的某些针砭，对今后师范教育提出的某些改革之方，特别是在师范生人生观之培养方面，为我们今天的师范教育改革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参照意见。正如原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刘欣森所说：“辀重先生在1936年提出的中等师范教育改革方案中的改革招生、实习和见习制度等，与我们在80年代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是不谋而合；他的师范课程改革方案，也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今天的师范生既享受着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津贴”、“补助”，毕业后又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不存在过去那种“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但师范毕业生千方百计想改行，无法改行的，也不愿去农村，只愿呆在城镇，只愿到条件好的学校任教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不能不说师范毕业生的人生观存在着问题。这种问题，与我们师范学校的招生、教育及毕业后的工作分配等各个环节上的“缺陷”都是有关的。
由于时代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象罗辀重所说的“为骗饭吃”而超出录取名额“几十倍”地报考师范的现象，在今天是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今天报考师范的学生，能象1986于高考湖南省文科状元——涟源八中刘振华和今年湖南省永州三中优秀考生李峥嵘那样，怀着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理想的人，恐怕是不多的。不少考生，只是为了跳出“农门”，为了变“农村粮”为“国家粮”，为了顺当稳妥地找到一种“工作”。只要一考上，他们的这种“目的”就基本上达到了。因此，我们的师范教育改革也是有必要“慎始招生之办法”的。
罗辀重关于师范生从入校到出校严格“服务”训练的办法，也大可为我们今天师范教育改革所借鉴。年轻人的思想是容易变化的，即使是象刘振华、李峥嵘那样的考生，如果进入师范后不继续接受“理想”、“服务”教育，也是不行的。当今的师范学校，把学生毕业做为自己“责任已尽”的，恐怕不会很少。虽然有些师范学校也搞所谓“毕业生跟踪调查”，但大多是搜罗毕业生中佼佼者的材料，以证明自己教育之“有效”，很少采取切实措施，继续对其进行“教育”。一些中师学校常以有多少毕业生教初中为光荣，一些师专学校则以有多少毕业生教高中为荣耀，却不见有多少师大、师院以有多少毕业生从事乡村教育为光彩。
教育是事业，而不是职业，有事业心的人，才能当教师，才配当教师。师范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如果没有教育事业心，即使其他各方面都好，也是师范教育的失败。
1991年5月
①1939年(陶龛旬报)第3卷。
② 1939年(陶龛旬报)第3卷。
发布时间：2008/10/9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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