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284
“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
——三探罗辀重的教育思想
从1923年湖南教育司给陶龛颁发褒奖状起，陶龛学校几乎年年受到国家、省、县的奖励。1937年，著名文人张天翼给陶龛学校主持人罗辀重写信说：“我把它(陶龛)与以前的晓庄乡师一样看法，这两个都是我知道的最好的学校。”1938年，一位叫罗万森的陶龛校友从德国给母校的信中说：陶龛“以一乡村学校，在如此艰难困苦之环境中，能达此种地步，即在物质环境优裕之各国内乡村学校，亦莫过于此。况陶龛对于我乡村青年儿童，精神训练之完备，即在世界著名之集团活动训练之俄、德、意三国内之乡村学校，亦难出其右者也”。
陶龛能如此，与它的主持人罗辀重倡导的“求实”、“创新”的办学精神和作风是分不开的。罗辀重在陶龛倡导实施的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等，都是从国情、乡情的实际出发，同时吸收古今中外有益的经验，而创造出的具有自己特色的一套，“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的小学目的论，就是其中之一。
新颖别致的理论命题
办学校，搞教育，首先得明确目的。罗辀重认为，普通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是为“造就健全的国民”①打基础，而“小学的目的，是在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②。它的这一思想，是在响应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中正式表露的。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为适应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提出过“为完满生活”作准备的教育目的。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杜威又为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目的”就是“教育过程”的“本身”。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杜威的学生——中国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解决普及中国民众的教育问题，则把老师的观点颠倒过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发起“生活教育运动”。他认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是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就是坏的教育”……他反对“仪型他国”，反对洋化教育，反对沿袭陈法，反对传统教育。他的这种“生活教育”思想在反对传统旧教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全面否定传统的学校教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除某些做法适用于普及识字教育和扫除文盲外，不少也是行不通的。
罗辀重也是杜威的学生，但他并不把老师的观点完全倒过来。他响应陶行知“生活教育运动”，但也不完全按陶行知所提倡的那一套去办。他关于普通学校教育目的的观点，源于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关于普通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养成健全的人格”。他提出“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的小学目的论，自然也含有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某些因素，但又很不同于“生活教育”思想。
“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语言生动、形象，内容丰富具体，耐人寻味。作为理论命题，它新颖别致，独具一格，充分体现了罗辀重“求实”、“创新”的办学精神和作风。
让所有的儿童都能入学
儿童，有天资好的，也有天资差的，但他们都是儿童。要“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首先就得让所有的儿童都入学，都能受到教育。罗辀重在《异哉所谓——毕业生的出路》一文中指出，上学，对儿童来说，是他们的“权力”；送孩子上学，对父母来说，是他们的“义务”。他在《本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中公开宣布：“只要已达学龄，无须经过什么入学检验，因儿童不管智愚贤不肖，在法规上均须上学。”当时，农村上学读书的儿童不多，女孩更少。针对这一情况，罗辀重在陶龛特别注重招收女生，对家庭贫困的女孩一律免费教读或少收学费，并带头让自己的女孩在陶龛就读。那时，其他学校女生比例不到上10％，而陶龛超过20％。
罗辀重认为，社会不等于学校，学校与社会还是有区别的，“教育的范围应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⑶。在旧中国，有“过好的生活”的富孩子，也有过“坏的生活”的穷孩子，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各不相同，但要“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就不论是富孩子，还是穷孩子，都应该让他们受到同样的学校教育。在罗重主持下的陶龛学校，学生的家庭有贫穷、富裕之分，家长的职业有劳力、劳心之别，但从在校学生的身上是看不出这些差别的，学校对学生的衣服鞋帽，不求整齐一律，然而对含有炫耀成分的奇装异服，则坚决取缔。学生对校中工友都相当有礼貌，如有人视之为家中“佣人”，或标榜自己的出身门第，那他便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全校师生嗤之以鼻。同学之间，不论出身，不论贫富，“大让小”，“男让女”，这是“校风”。只要是陶龛的学生，不论在家是少爷小姐，还是放牛娃、砍柴郎，都一样读书写字，一样做工、打扫卫生；违犯了纪律，一样被批评，受处分。
为了能让贫穷人家的孩子都能安心上学，陶龛学校允许家长将鸡、鸭、鹅、蜂、羊、兔等交学生带学校饲养，待一学期终了，将生产品抵作学习用品。学生还可将柴、桐油、干菜、蚕豆、红白薯、南粉等农副产品，带交学校，折抵学膳费。在罗辀重主持校政的30年中，陶龛对赤贫学生一直实行免费就读。这一措施即使在时局动乱，学校经费十分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也丝毫未改。1937年，陶龛一次就招收工读免费生30名。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陶龛还对战区、沦陷区来的“难童”，特没“借渎部”，尽力接收；对抗日将士的子女给予特别的关心，不仅对他们完全免费，而且每逢节日都要给他们戴红花，开特别筵席，或到他们家中慰问。
为了“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罗辀重几十年如一日，千方百计让尽可能多的儿童都上学读书，做到学校“为儿童所有，为儿童所治，为儿童所享”。在他主持陶龛校政的年月里，不仅陶龛附近乡村的儿童几乎没有不入学就读的，就是远离陶龛百余里的人家，也纷纷送子女前来寄宿就读。学校生源，有时甚至遍及东南各省，在校学生人数最多时达1000人以上。据记载，1938年，陶龛在校学生540人，其中抗战军人子女68人，从战区来的“难童”30人。1942年，《陶龛旬报》曾刊登过东南七省36名学生姓名，其中包括当时在印度国际关系大学中国学院任院长的谭云山的孩子。他不把孩子带到印度去，而是放心地送到陶龛寄宿就读。
给儿童一个美好的环境
“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还得给入学的儿童一个美好的受教育的环境。因为“教育效率之大小，常与环境之良否成正比例”⑷。
陶龛学校建在白鹭湾。这是一个幽静的山村。它在涟水之滨，对面滩头的芦苇、群集的白鹭和河中点点的白帆，背后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梅紫山，附近垅中筒车悠悠的打水声，这一切，与学校的砖瓦建筑相辉映，与学校的钟声、铃声、鼓声、号声相应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优美生活图景。如果说，这主要是大自然的赐予，那么，罗辀重则善于充分利用这种赐予，他经常让孩子们到滩头，到河边，到田野，到山上，去上课，去游戏，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去沐浴大自然的雨露……
罗辀重还在大自然赐予的基础上，带领师生，精细加工，为儿童创造更美的环境。陶龛学校的房舍新旧参半，并不十分美观，但罗辀重发动师生给每间房子都取了个美丽动听的名字，诸如光明室、博爱室、爱迪生院……他规定每班每个学期都要换一次教室，每一次都要把教室布置成一个新的样子。这样，学生们便从利用美的环境和享受美的环境，发展到创造美的环境，并在这种利用、享受和创造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品德。每个班的学生毕业时，大都要在校园内建造一个如“念念亭”之类的小建筑物，为后来人创造更美好的环境，并留下自己对母校、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 ，
罗辀重不仅十分重视校园环境，而且特别重视校外环境，重视社会风气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他认为：“社会风气所尚，无异暗示趋势，间接关系远过于直接关系重要。”⑸为了抵制周围环境对儿童的影响，罗重曾在《陶龛旬报》上刊登过一封致邻友商家的公开信，就学生购买烟酒、兑换钱物、打牌赌钱、预防疾病，以至注重礼节等方面，明示学校的规定，请各方大力支持协助。由于罗辀重及陶龛学校许多教师与附近群众的密切联系，加之罗氏家族的“义学”、“义渡”、“义租”在群众中的影响，当地居民都能主动帮助学校。附近商家都能自觉地不卖烟、酒给陶龛学生，渡夫发现陶龛学生私自到河边玩水，也能及时加以制止。
原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湖南省教育司的官员，多次视察过陶龛学校，他们无不称赞陶龛的“环境是美的”，儿童们过的是“诗的生活”。正如留学过德国、考察过欧美教育的陶龛校友罗万森写信盛赞母校环境所说：“即使环境优裕之各国乡村学校亦莫过如此。”
培养儿童良好品性
人生的开始，就是要学习做“人”。罗辀重认为，教儿童做“人”，就要培养儿童“良好的品性”，这才是“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为此，他从中国传统美德“信义”出发，创造性地提出 “血性”教育，并将“血性”定为陶龛校训。凡在陶龛读过书的儿童，哪怕只是一年半载，“血性”校训对他们都是终生难忘，尤其是对“血性”所讲的“诚实”，印象特别深，都知是“陶龛学生必须遵守的做人的道理”⑹。
俗话说：“童言鸟语百无禁忌”。儿童良好的、恶劣的品性都是教育造成的。“小学教师是儿童的公仆”，儿童良好的品性全靠他们去教育，去培养。罗辀重认为“教育是施与爱的”⑺，“不是冷冰冰的东西”，“要使教育充分发挥效能，需要热，需要力”⑻。他要求小学教师树立爱学校，爱教育，爱儿童的“三爱”精神，实行“爱的教育”，从“爱心”出发，“重视儿童，帮助儿童，为儿童服务，解除儿童的困难”，决不能“役使儿童”，让儿童去为自己干这干那。
“爱的教育”，决不容许体罚。罗辀重说：“我总觉得儿童正如嫩苗，经不起风雨的摧残，牛羊的践踏，全靠人工来培植。而教师就是园丁，负培养责任，应该日夜注视着小生命的发育，苗向上长，如发现有弯曲之倾向时，只能轻轻地予以夹正，决不是把他打击一下，压迫一下所能矫正的。至于莠苗之发生，则咎在选种不精，与莠苗本身无关，直接给莠苗以罚，不能使莠苗变茂草。”⑼因此，他主张，对儿童“不用体罚”，必须以“循循善诱”代替“严辞厉色”，“不要妨害他们的生理与心理的发育”，使他们“自由生长于乐园之中”⑽，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学习做“人”。有位年过花甲的陶龛校友说，他在陶龛读书多年，从未见陶龛的教师打骂过学生，从未见陶龛的老师拿过象别的学校的老师用来体罚学生的教鞭、竹条和戒尺，只是有一次，有两个班的学生准备打群架，有位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竹片，吓唬学生。但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这位教师还挨了校方的批评。
“爱的教育”，总是以儿童自身的实践为前提的。罗辀重指出：“儿童的良好品性，须从心理的观察出发，教学过程中培养，实际活动中训练。”⑾陶龛的儿童时时刻刻都在亲身体验着别人的爱，也时时刻刻都在把自己的爱施于别人。罗辀重要求，陶龛学校的每个儿童都要担负—项为大家服务的日常工作；每逢三.八国际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儿童们都要开展慰问妇女、工人的活动；每逢父亲节、母亲节，儿童们又都要开展爱父亲、爱母亲的活动，有时在全校大会上，还让儿童扮演—家人，做礼仪示范；学校的工友、老师去世了，儿童们都要为他们举行葬礼……陶龛的儿童就是这样在亲自体会爱人和被人爱的幸福中，培养起良好的品性。至今白鹭湾—带的老人，对当年陶龛学生仍赞不绝口：“陶龛的学生是不扯谎的!”“陶龛的学生是不抽烟的!”“陶龛的学生是喜欢打赤脚的!”“陶龛的学生是不打赤膊的!”……
1991.06月
① 1939年12月28口《陶龛旬报》
② 1947年12月18日(陶龛旬报)
⑶ 1943年5月8日《陶龛旬报》
⑷ 1937午《湖南教育》“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⑸ 1943年5月8日《陶龛旬报》
⑹ 1986年《湖南文史资料》第20期。
⑺ 1943年2月28日《陶龛旬报》
⑻⑼⑽ 1943年3月18日《陶龛旬报》
⑾ 1940年3月18日《陶龛旬报》
发布时间：2008/10/9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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