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养教育训育论（全节）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733
第二章 “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六节 素养教育训育论（全节）
罗辀重素养教育构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育。育，就是训育。
罗辀重在《我们对教育的主张》一文说：“儿童的良好品性，须从心理的观察出发，教学过程中培养，实际活动中训练。” “训育”，就是训练和培育学生为人的良好品性。
罗辀重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中，专门设“训育”一节，介绍他主持的陶龛学校的“育”。这一节，集中地反映了罗辀重有关素养教育的“训育”思想。
罗辀重认为：在“素养教育”中，“教”与“育”，“本应该是并重”的，但“近今的‘学校的教育’，已有偏重于‘教’的趋势”，因此，“在目前应该是‘育’重于‘教’”。他表示：“我们不度德，不量力”，对造就“健全国民”的“训育”，“加以特别努力，以期创造教育界之新生命”。
罗辀重“特别努力”的结果，就是创造了 “血性教育”。
20世纪30年代在陶龛学校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在其公开发表的《罗辀重论》一文中说：“罗先生的功绩是在教育方法的实验，而不在其倡血性主义一点上，在这一点上，不单是非功臣，实乃罪人；血性主义的毒菌把他自己努力的成果毒杀了。”罗辀重则回复说：“我们所铿铿自守的只此实施血性教育之一项，此外并无什么特点。”
罗辀重“铿铿自守”的，就是素养教育的“训育方针”。这个“方针”的出发点，就是陶龛学校的校训—“血性”。
罗辀重的“血性教育” （努力做人，做血性之人），创造了“教育界之新生命”，树立了素养教育之“训育”的样板，。
20世纪80年代，在收集陶龛学校文物时，有位老人献出了精心保存的一份“陶龛学校学生成绩报告单”。这份成绩报告单上的“导师观察批评”一栏，写的是：“欠诚实”。这在“血性教育”的陶龛学校是最不光彩的评语。但这位学生并未生气将它撕毁，而是一生保存，时时激励自己，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烧掉了许许多多珍贵书籍材料，却没有毁掉这份成绩报告单。这就是“血性教育”的神力。
关于素养教育的“训育方法”，罗辀重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中提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完全‘以身作则’，注重人格的感化”。
罗辀重指出：“因为儿童最富于模仿性，以‘身’ 教比以‘言’教，收效何止万倍？故我们要学生劳动，我们就得先自己劳动；我们要学生早起，我们自己就不得晏起；我们禁止学生吸烟，我们自己就不得吸烟；我们自己不穿长衣，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穿起长衣来，就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了。”（《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先生在他的《罗辀重论》一文中，批评罗辀重“轻视秩序”。他说：“人们一进罗先生举办的学校，即有一种无秩序之感，学生会食，是容许说话的，这是有莫大的害处的，传染疾病是其一，有碍生理是其二，养成散漫精神是其三（关于此点，初见罗先生，我即说过，但罗先生马虎过去了）。”罗辀重则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中回复说：我们老师“同桌吃饭时总是谈谈笑笑，我们就不去禁止学生吃饭时谈笑。‘以教人者先教已’，是我们唯一的信条呀。”其实，罗辀重允许师生吃饭时谈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有外国医生证明，吃饭时说话有助于健康，女人的寿命一般比男人长，大多数妇女喜欢在吃饭时说话，就是原因之一。
罗辀重的座右铭就是：“以教人者教已，在劳力上劳心。”
一位20世纪40年代初求学陶龛的长沙校友曾述尧，1993年在他的回忆录《长思母校忆辀师，永做血性人》中说：“辀师不仅关心我们的书本知识，更关心的是教育我们怎样做人，培养我们成为有血性的人”，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在教学中他象一位严父，在生活中他象一位慈母。全校教职员在他的模范和表率之下，都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校长罗彦谋先生也是以校为家，积极协助辀重先生办好学校”，“我们特科班和中学先修班的班主任表老师朱冒莲先生，任课老师黄季波先生、李泽湘先生、陈理书先生、朱涤云先生、杨烈芬先生、罗光淑先生等，都能以辀师为榜样，作学生的表率”。
1987年，曾于1947年在陶龛任过教的刘钦武先生，在他的《忆辀师》一文中说：“我的寝室与辀师毗邻。每天午夜，仍可见辀师灯下伏案，勤奋工作。辀师母笑送清茶一杯，为午夜‘加餐’。辀师吃的是与学生一样的粗茶淡饭，挤出来的是哺育千万儿童的乳汁，其献身教育的精神，实为罕见。中国古云：‘以言教者如蜻蜒点水，以身教者入木三分’。 辀师身教重于言教，实为国内不可多得的教育家。”
陶龛学校规定：学生不得吸烟、喝酒和打牌赌钱。罗辀重先生首先带头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陶龛学校所有教职员也都不吸烟、喝酒和打牌，一些原来有吸烟、喝酒和打牌嗜好的，只要进了陶龛学校，就立码改变了这种嗜好。有位老年教师习惯了抽水烟壶，进陶龛后一时改不掉，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学生，他就背着学生偷偷抽几口，抽完了就把水烟壶藏在柜子里。有一次不小心被一个同学发现了。那个同学装作没看见，只是偷偷地笑。为此，这位老先生随即在班上说：“第一，我有错，一定改；第二，同学们别学我 ，原谅我；第三，同学们帮助我，监督我。”老先生接着又去向辀重先生认错，辀重先生笑着说：“你这个嗜好不是一直都在改吗？放心，孩子们会原谅你的。”这以后，再也没有人发现这位老先生抽水烟壶了。
陶龛学校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从来不见有人发“牢骚”，这也是罗辀重“以身作则”的结.果。罗辀重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发“牢骚”。1942年12月8日，他在《陶龛旬报》发表《给—》的一文，说：“我们的人生观，决不只是为着在世上吃饭，而是为着在世上做应该做的事”；“不要问别人去不去，别人不去，是别人的不对”；“应该做的事”，“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懊气不平，也只能苦干、实干、硬干下去，不容许发牢骚” 。他在给师生们讲解“血性”校训时，也总是强调要“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发牢骚”。20世纪30年代求学陶龛的台湾校友喻乐静说：“辀师训诲给我启迪最深的是不发‘牢骚’，因此对任何困难都能安然面对，加以克服。”
陶龛学校要求学生“做自己能做的事”，所以教师也必须“以身作则”，“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能做的事”。
1943年月4月，桂林《大公报》刊登敏心先生的《中学教育点滴》一文。文中反映说：“现在的大学教授”，没有“研究学问的闲暇”，“他们的课余就是在当杂差和老妈子。他们为了节省几毛钱，可以跑老远的路去买一条洋枧（肥皂），可以花一小时补一只没有底的袜子，或是拉着孩子到空野处去拾树枝、摘野菜”，而“中学教育工作者”，则“没有办法做真正的专任工作”，“教员在家，自己挑米、挑水、养猪，自己倒痰盂、马桶，自己洗衣服、劈柴、扫地，还抱着小孩去买菜”。 敏心先生对此“牢骚满腹”， “深抱隐忧，以为大中学教师的这样，一定会分他研究学问的心，文化一定衰退”，不过还是表示：“让我们不计收获到出力吧！”
罗辀重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写了篇《读书人的态度》，借花（敏心先生）献佛（读者）。他觉得：教师做自己能做的和该做的“劳力”的事，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他说：“挑米挑水、劈柴扫地、倒痰盂、马桶，补衣服、袜子，都是些个人私事。这些事情，自己不做，还待何人来做？或专命令自己的太太去做”；在美国“我亲看见大学校长或教授，白发蓬松，提水洗菜，上街买货，是极平常的事”。他对敏心先生“让我们不计收获地出力吧”，“极表同情”，但对敏心先生所反映的教师做自己能做的和该做的“劳力”的事“不满”情绪，“表示惊讶”！他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国老教书先生的始祖孔老夫子，虽然把日常生活屑事，看作‘贱’、‘鄙’，但至少他并不因其‘贱’、‘鄙’而不做，足见他这样说，是含有自谦的意思在内。不料他的信徒们，却真的以为是‘贱’是‘ 鄙’，而不屑去做了”。他叹息：这种“文人不治生产”的“读书人的积习”，“久已为世诟病”，他“惊讶”在“从前受过旧教育的人，已经死去或退隐的今天”，这种“积习”“还没有去除一点”！他“诚挚地希望”：教师们“以身作则”，去除“积习”，“纠正并尽力大众痛苦之解除，不宜盲目地站在社会屁股背后，随着众人一样的只图享乐”！
陶龛学校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师生中很少有“嫉妒”现象的发生。这是罗辀重素养教育之训育成功的重要表现。
训育，实际上就是教人在社会上走“正路”（也就是走“光明”之路，而不走“黑暗”之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上各种思想活跃，出现了很多自愿引导青年走路的思想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和各种各样的党派、团体。罗辀重说：“这原是一种好现象，不过问题又来了，有些引导得太决，使青年跟不上来，甚至跌交，弄得头破血流；有些逗幌子，使青年走些冤枉路；有些又要青年向后转走向坟墓中去；有些用压迫手段，强逼青年跟着他走，弄得胆小的青年，徘徊歧路，无所适从，索性不走吧，也不是办法。”
那时，除了陶龛学校的师生，还有不少社会上“识与不识的青年”，都经常向辀重先生请教、“问路”。 辀重先生则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有些问答的内容，大致略同，为经济计”，于是在《陶龛旬报》辟“青年问答栏”加以公开。
1942 年4 月18 日，罗辀重正式开辟“青年问答栏” ，做为训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他在“前言”中说：“路，当然是自己开辟的好。不过，古往今来，真正辟新路的有几人？而走现路的千千万万”；“既走现路，则前头已有很多的人走过，究竟哪一条路是正路，哪一条走不通，问问前人，尚不失为一种经济的办法”；“ 青年初人社会，有些并不‘问路’，只是耽（仰）眼望天的走，碰着绊脚石子也不管；有些盲目地走临深渊，而不知所止；有些又感到道路太多；有些又感到无路可走；真正能够自决一条路，毫不返顾迈步向前的，尚不多见。”
关于“嫉妒”，是陶龛师生问得较多的一个问题。不少陶龛学生问过辀重先生：“‘嫉妒’二字用女旁，听说是因嫉妒心女性比男性重的缘故。又听说嫉妒心是从争胜的心理出发的。那么，如果男性不嫉妒，不是没有了争胜心么？不去争胜，事业或学问，哪里会有进步呢？”
1942年6月18日，罗辀重在《 陶龛旬报》“青年问答栏”中发表《谈“嫉妒” 》一文，将有关“嫉妒”的问答予以公开，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他在文中说：“嫉妒的起初，确是由于争胜的心理。渐渐因为自己本事不如人，争不赢人家，心里就不高兴起来，男性多半就发输火，女性不大发火，就只好想法子来破坏人家的好处，使人家好不成器。”；“争胜心是自己努力，是自己向上向前长进，自己炼出真本事来，以期胜过别人，见别人比我好，我更要炼习比他更好，所以事事有进步，这是好的”，“嫉妒心是自己懒求进步而不喜别人好。见别人比我好，我就要设法使他不好，使他比我更不好。所以，事事无进步，事事停滞，人人是仇人，这是不好的”。
罗辀重强调指出：“‘嫉妒’，是团体生活中一种最不好的习惯”，“ 真正聪明的人，不论男女，决不会嫉妒的” 。他在文中举了三个具体的例子，证明嫉妒对于国家团体的害处。
一是“英国看见中国打仗五年，打得很好，而他没有我们打得好，不免嫉妒。那时缅甸告急，我们中国立派大兵去帮他守缅甸，但英人恐怕我军在缅打赢仗，丢了他的面子，所以极力阻止华军入缅。等到仰光失守，他才慌慌张张要我军去帮助，但时机已失，挽救不来，全缅尽失，这才懊悔没有早一点要华军进来得。”
二是“龙舟竞渡时，一舟上人，要个个尽其最大的努力，才能取胜。假使其中有一个自称很里手的人，发觉他的船上还有一个比他更有力的人，他就嫉妒起来，想方设计，把那人的力削减下来，这样安能划得赢船呢？”
三是“某校宣布，在散假时，要开一作业本展览会，以班为竞赛单位，看哪一班的本子写得整洁。某班有一个同学，看见别人的本子比他自己的整洁些，就生嫉妒心，偷偷地把别人的本子涂污，后来比赛的结果，就不问可知了。”在
在罗辀重的训导下，陶龛学校师生都争做“真正的聪明人”。“真正的聪明人”，就是“多明白一些事理，多懂得一些人情”：“肯帮助别人”；“看见别人的好，好像自己的好一样”；“能够和人家合作”；“愿意团体中的人大家都好”；“决不学他人的不是”……。
中国现在的教育很少提“训育”，而是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或称为“道德教育”（“德育”）。 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在罗辀重所处的中华民国时期，无论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辖区内，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根据地里，都称为“训育”。
那时，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学校对“训育” 大都比较重视。当时的学校大都设有训育处，训育处设有训育主任（民国初为学监，民国14年改为训育主任），还设有训育员、女生指导员、军事教官、童子军训练员等，另外，每班还设有指导主任，他们主管学生生活指导、操行考查、学校风纪管理、课外研究指导、学生疾病诊治、卫生清洁等有关训育事宜，工作班子庞大，组织系统细密。南京等地方还成立有“训育研讨会”。
不过，那时的学校，大都把“训育”当作“训育工作”， 与学校有专职的“教学工作者”和专职的“体育工作者”一样，设有专职的“训育工作者”。事实上，这是在暗示学校存在“非训育工作”；暗示“教学工作”和“体育工作”属于“非训育工作”； 暗示专职的“训育工作者”之外的学校教职员理所当然地可以忽视“训育”，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把“训育”看成是“本职”工作之外的负担。这种现象，正如陶行知先生在《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中所说：训育上“有个最不幸的事体，这事就是教育与训育分家，把教育看作知识范围以内的事，训育看作品行范围以内的事，以为学习知识与修养品德是受不同的原理支配的，甚至于一校之中管教务与训育者不相接洽，或背道而驰。殊不知学习知识与修养品德是受同一学习心理定律之支配的，我们如果强为分家，必至自相矛盾，必至教知识的不管品德，管品德的不学无术。所以我们希望担任训育的人要打破知识、品德分家的二元论，而在知识品德合一上研究些办法出来” 。
罗辀重的素养教育就是“知识品德合一”的最好“办法”。罗辀重认为：学校“专负教育”之责；教育的内容有“群育”、“德育”、“体育”、“智育”、 “美育”；教育的每一项内容中都有两大责任，一是教学，二是训育。因此，凡教育工作者，都肩负“教学” 、“训育”之责，虽然有“国语老师”、 “数学老师”、 “自然老师”、“体育老师” 、“美术老师” “音乐老师” “英语老师”之分 ，但他们都负“教学” 和“训育”之责，没有什么 “专职的教学工作者”和“专职的训育工作者”。
在陶龛学校的组织系统中，所有男、女教职员（包括校长、董事），都称“先生”，所有学生都称“同学”。 罗辀重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的“组织”一节说：在陶龛学校“除常常听得有喊‘先生’‘ 同学’之称谓外，在‘人’中更寻不出甚么别的官衔阶级来。我们常常看见别校的组织系统表—校董会之下有校长，校长之下有什么主任、主事、部长等，其下为普通教职员，其下又有所谓助教、书记、庶务等名目，然后才轮到学生会的什么职员，然后才是学生—括线细密如蛛网，令人咋舌！我们以为如此层层压下去，除年富力强之大中学生外，小学生骨胳太软，恐禁不起这样的重任，所以我们就不敢效法了” 。
陶行知在《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一文中说：“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之指导。”香港、台湾的教育界也认为：“训育在于陶冶健全之品格,培养实践道德能力,养成完全之人格”。
罗辀重素养教育之“训育”，是“训练”和“培育”人的“良好品性” 。这种“良好品性”，当然主要是道德“品格”、道德“人格”。它与港台教育界及陶行知的“训育”观“大体一致”，就在于罗辀重素养教育之“训育”观，主要是对学生道德品格行为的训练与培育,它既是道德教育（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其侧重点是训练和培育学生的道德心理与道德行为,在道德教育（德育）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并非等同“德育”。“训育”可以包括“德育”，但“德育”不能替代“训育”。因为：人的“良好品性”，除道德 “品格”、道德“人格”外，还有人对各种知识的掌控修养等。
做为侧重点在训练和培育学生的道德心理与道德行为的“训育”，其具体的方法也主要是“德育”的方法。关于实施“德育”的方法，罗辀重别开生面提出了一个“实施德育的最好机会”的观点。
1948年1月1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五育价值重估》，他在文中特别强调地指出：“实施德育的最好机会，是就儿童的偶发事件，加以亲切的指导。教师应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于其言行举止中，发现其个性，才好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才有效果而言。”
罗辀重的这一认识是从他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得来的。这一认识有三个要点：一是实施德育和训育的最好机会是儿童的“偶发事件”；二是教师要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三是教师就儿童的“偶发事件”，要加以“亲切的指导”。
学校实施德育和训育的途径和“机会”很多，诸如思想品德课、各门文化课教学、班主任工作、校会和班会、少先队和共青团活动、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各种课外校外活动等。但因为“教育是浸润的，靠潜移默化，不能立见功效”，所以罗辀重提出“最好的机会”，则是儿童在生活、学习和各项活动中出现的“偶发事件”。因为“偶发事件”最能反映儿童的“优点”和“弱点”，最能体现儿童的“个性”，最能使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从而获得最好的教育效果。
罗辀重善于发现和利用这种机会，有学生随地吐谈，有学生说脏话，有学生损坏图书，凡他遇上学生的“偶发事件”，他都及时抓住机会，实施“训育”。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位叫彭义福的同学听人说辀师找他，他怀着纳闷的童心，拘谨地来到罗辀重的房间，等着辀师的教训。罗辀重见一个学生站在自己面前，连忙放下手中的茶盅，微笑着看着他，等待他开口说话。彭义福诧异地问道：“辀重先生，不是说您找我有事吗? ”“没有呀!”罗辀重也很诧异，但他马上想到这天是国际劳动节，有人故意把劳动人民的节日说成是“愚人节”，在这天干些哄骗愚弄人的事，便说：“我没有找你呀，想必是哪位同学故意哄骗你。这是很不应该的。”接着，他便耐心讲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意义以及如何对待上当受骗与如何帮助那些哄骗愚弄别人的同学。彭义福得知自己被骗，开始很气愤，后悔自己上了当，寻思要报复，但当他听完罗辀重的一席话，反倒庆幸自己因那位同学的戏弄得以单独面见辀师，亲聆其教诲，增长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于是打消了要报复那位同学的念头。
有位20世纪30年代末求学陶龛的刘树谷同学，1993年回忆说：有天中午，他在教室里随地吐了一口痰。吐痰声被恰巧路过的辀师听到了。辀师走进教室，发现痰在傅介秋同学的脚边，就问痰是不是傅吐的？傅是刘的好朋友，他既不否认，也未承认，只是站着低头不说话。辀师说：“错了就要敢于认错，错了就改，改了就好！”接着要傅介秋同学把痰擦干净以后不再犯就走了。辀师走后，刘树谷同学深感不安，便到事务室向辀师坦白，检讨自己一错再错。辀师批评了他错上加错，同时也肯定他“知错能改是有血性的表现”，并请他代表辀师向傅介秋同学道个歉。
这件事说明：及时抓住“偶发事件” 的机会进行“训育”，有时也会出错；“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受教育者是这样，教育者也是这样，这才是“以身作则”。
“偶发事件”的机会，可以靠别人汇报、反映得到，但这远不如自己亲闻亲见。罗辀重主政陶龛学校数十年，始终要求教师“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亲闻亲见儿童们的“言行举止”。
陶龛学生，即使是低年级学生，大多数都是寄宿生；陶龛教师，即使家在学校附近的教师，也都是住校的。罗辀重的家离校最近，但正如20世纪30年代曾在陶龛学校任过教的台湾校友罗徵肇在《亲密战友—辀师》一文中所说：“辀重先生除每旬末日间或回家与家人团聚外，其余时间均留在校内，与全校师生共同生活在一起，全副精神专注在校内的大事务与学生的生活起居上，并能以最敏捷而果断的方式，解决任何困难问题。”
陶龛学校教师与“儿童共生活”，与别的学校有个非常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活动，几乎时时生活在一起。每个教师除教学外，对直接与学生有关的事，都要轮流值日，诸如晨操指导，清洁指导，周报指导，商店指导，点名、请假，夜间督课等等；而每日下课后的学生球队中，着棋丛里，撑渡船、骑单车、弄乐器、踢键子等活动，也总有老师“点缀其间”。它不像有些学校，班主任靠学生干部汇报了解学生情况，任课教师除了上课就很少与学生打交道，师生之间、学生干部与学生之间无形间形成一道道高墙。这样的“高墙”，在陶龛“是有历史以来就未曾筑过”（ 《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20世纪40年代求学陶龛的涟源校友邓志强回忆说：“有一位姓陈的老师，大学毕业，很年轻，教我们的自然课。他总是和我们学生生活在一起，他的床铺就在我们男生宿舍里。”20世纪30年代求学陶龛的长沙校友曾楚樵回忆说，陶龛师生都是在食堂里“共餐”，“只是老师桌上加一个莱，也不太特殊，—般是荷包鸡蛋之类”。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表示与学生同甘苦共患难，教师连多—个荷包蛋也取消了，饭菜与学生完全一样。
罗辀重没有住到学生宿舍，但他对学生睡觉的情况比其他教师都了解的还多，并帮助与学生同住宿舍的老师处理过许多“偶发事件”。
校友曾述尧说：辀重先生“每天起得最早，而睡得最晚”，“晚上亲自到学生宿舍查铺，给学生盖被子”。
20世纪30年代求学陶龛的台湾校友萧正凝（大任）说：“我常于午夜梦回，见到辀师打着电筒，巡视学生寝室，亲为诸生放蚊帐，盖被子。”
校友刘树谷上初小时，有天发烧头痛，躺在寝室，没吃中、晚餐。学校几百人吃饭，辀师却发现刘树谷没来吃饭，便亲自到寝室问刘病情，并送刘到曾义初老师（兼校医）房间，给刘看病、刮痧，并叮嘱刘晚上记得吃中药。第二天上午，辀师又去寝室，问刘：“吃了昨晚的中药怎样？”刘说：“头不痛了，但昨晚我没吃到中药。”辀师听了感到十分不解：昨晚他因事外出，没有去查房，要校医去送的药。难道校医没有去送？后经了解，校医送去的中药被刘树谷的下铺董凤辉同学在睡梦中误喝了。刘树谷在他的《忆辀师两三事》一文中说：这种“近似笑话的故事”，反映辀师关心儿童“像父母关心孩子一样，温暖慈祥”。
如果说，教师“尽量与儿童共生活”，亲闻亲见学生的“偶发事件”，对学校德育和训育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对学生“偶发事件”，“加以亲切的指导”就更为重要。
1940年3月2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救救儿童》一文。他在文中说：“儿童正如嫩苗，经不起风雨的摧残，牛羊的践踏，全靠人工来培育。而教师是园丁，负培养全责，应该日夜注视着小生命的发育。苗向上长，如发现有弯曲之倾向时，只能轻轻地予以扶正；决不是把他打击一下，压迫一下所能矫正的。至于莠苗之发生，则咎在选种不精，与莠苗本身无关，直接给莠苗以罚，不能使莠苗变茂草。有些儿童，在六七岁就学会骂娘、扯慌、肮脏、吃烟、打脾等不良习惯，但他白己并不知何为良习，何为恶习，全在教育者之平日训练，使他知道选择。并且，儿童之染有坏习，可说完全是外铄的。家庭、社会、学校，都要负责。儿童本身，不任其咎，但今之—班小学教育工作者，多半对于儿童偶发事件，认为不合的，常喜直接给予一种惩戒，这容易使小生命脆弱的心灵上烙着很深的创痕，甚至使之终身受到影响。”
罗辀重在《救救儿童》中，极不赞成“对于儿童偶发事件，认为不合的”，“直接给予一种惩戒”，而主张“应以循循善诱，代替严辞厉色，使儿童自由生长于乐园之中，不要妨害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发育”。正如他在《五育价值重估》中所说：对“儿童“偶发事件” “加以亲切的指导”，就是要抓住“偶发事件”的机会，“施以个别训话，将‘所以当为”或‘所以不当为’之故，反复譬喻，务使被训话者有反省余地，能够彻底的觉悟”。
1936年，一位叫敦敉的人在《沩风》月刊发表《我所知道的辀重先生》，说罗辀重是一位“天才的小学教师”，他不说话时显得“沉默寡言”，说话时“常常溜溜地说几十分钟”而不倦，“他的理论一出，小有不心服者”，“他的多言多笑中，总带了一点知识或教训给在接受的小朋友”。
校友金耀彩回忆说：1940年暑假一天中午，他随龙果生等同学到陶龛报名，找到了在食堂正准备用餐的辀重先生。辀重先生亲切地接待他们，首先打了一盆凉水叫他们洗脸，接着问：“你们吃饭了没有?”他们开始毫不犹豫地回答“吃过了”，接着又互相推拉，不时地贪婪地望着桌上的饭菜，辀重先生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皱了皱眉头，严肃地说：“你们撒谎!明明没有吃饭，怎么说吃过了。你们进校门时，门上面‘血性’二字看到没有?细伢子说话要诚实，不要说谎；做事要诚实，一是一，二是二，不能骗人，骗别人也就骗了自己。” 辀重先生见他们满脸通红，不好意思，便又舒展眉头，和蔼地说：“好啦，知道错了，下次不错就行。先吃饭吧，吃了饭再报名。”事后，金耀彩等感叹：“想不到辀重先生的教诲既严肃又亲切”。50年后，他们还“记忆犹新”。
罗辀重主张对儿童“偶发事件”的处理，要加以“亲切的指导”，不能打骂，不用体罚，决不能“管理员”式的，“只要管束儿童在校这一天不犯规，便算是管理得当，训育成功，结果反而造成学生—些‘做假’、‘应付’的恶德。”（《五育价值重估》）。
1940年3月28日，罗辀重在《救救儿童》一文中特别强调：“儿童正如嫩苗，经不起风雨的摧残，牛羊的践踏，全靠人工来培育。而教师就是园丁，负培养全责”，“如发现有弯曲之倾向时，只能轻轻地矛以扶正，决地是把他打击一下，压迫一下所能纠正的”。
在陶龛学校，老师是不许打骂学生的。但这并不是说，对“犯规”者没有任何处罚。20世纪20-30年代，陶龛学生中的打人骂娘吵架的事情时有发生。罗辀重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中的“训育”一节中就提到：“如万不得已而必须处罚的，亦由其自己认定罚则。”对学生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打架骂娘事件，陶龛学校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也还是要处罚的。罗辀重将当时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实行的“骂人者画红圈于嘴上；打人者缠红带于臂上”的办法交由学生讨论认可，然后执行。20世20年代初，陶龛学生中的打骂吵架现象比较多。这一罚则执行后，到30、40年代，学生中的打骂吵架现象“初犯的都很少了，再犯可以说减至于零”（ 《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因为只要发现谁嘴上画有红圈，或者谁臂上缠有红带，大家就知谁打架骂娘了。是非美丑，泾渭分明，被罚者羞愧难当，不敢再犯；旁观者记取教训，不重踏复辙。
不过，罗輈重在亲自处理学生打骂事件时，有时并不采用这一“罚则”。白鹭湾当地的陶龛校友傅春球、彭青松、肖光旦、谢有初、肖光炳、傅举全等对我说：20世纪40年代初，他们目睹了一次辀重先生亲自处理的学生打骂事件，记忆犹新。
那是有个叫黄振宇的同学与另一个叫朱振华的同学为打乒乓球发现争执，开始对骂，后来竟对打起来。老师同学劝也劝不止。事情闹到了辀重先生那里，两人不打了，但又为谁先动口骂、谁先动手打，争论不休。辀重先生说：“不用争了，不管谁先谁后，反正都骂了打了，都错了。”围观的同学立即起哄：“让他们既画红圈，又缠红带！”
“不，不！”辀重先生笑着说，“黄振宇，你字写得好，就好好去写份检讨！朱振华，你会漫画，就把吵架的全过程画出来。你们写好了，画好了，就把他交给我。去吧！”
事情就这样处理了。目睹的老师、同学，开始有些不太理解，但后来大家发现黄振宇、朱振华再也没有骂过人、打过人，两人还成了好朋友，于是对辀重先生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20世纪40年代初求学陶龛的台湾校友李叙伦（永常）说：“我对辀师印象最深刻的往事，如某同学有重大错误，到事务室接受训诫时，若辀师面露笑容，则这位同学难于逃避修理。必须让学生自己找到犯错误之根源，做出深刻检讨，并要自己承认违犯校规哪一条，心愿受罚为止，从此养成一生中永远牢记的良好教育，不再犯错。”正如罗輈重在《愿入本校求学的请先认识本校》中所说：“除对低年级儿童充分令其自由生长，不加督责外；对高年级儿童则取严格主义，务以养成其规律合理的生活为主。”
20世纪30年代中期求学陶龛的台湾校友蒋光伟（湖湘）说：“母校……校规严格，对行为稍有不检之学生，不见老师有体罚情事，循循善诱，以理服人。顽固不改之学生，予以开除，决不怙惜。”
《娄底民间故事集成》收有一个罗辀重为严肃“校规”而“挥泪斩马谡”式的真实故事。故事题为《校规》，说：
“1938年夏天，陶龛学校午睡时，校工提着几件衣服来见輈重先生，说有几个学生违反校规下河‘打浮揪’去了。輈重先生听了，接过衣服，连草帽也未戴、就朝河边走去。
“涟水河里，几个光屁股学生正蹲在浅水里上不得岸。輈重先生把衣服扔给他们，看着他们把衣服穿好，把他们带到校门口的布告栏前，指着布告上‘学校因设备不周、指导无人，为保证师生安全，禁止下河洗澡’的规定说：‘你们这是明知故犯，但念初次不加处罚，下次切不可违反。’几个学生在輈重先生严厉的目光下，连连点头称是。
“谁知过了几天，原来那个领头洗澡名叫陈国方的学生又下河洗澡了。輈重先生又气又急，跑到河边说道：‘陈国方，你不听教育，屡次违反校规，本校长决定将你开除，你走吧，你已不是陶龛的学生了。’
“陈国方一听，眼睛一红，眼泪‘刷’地流了出来，他走到輈重先生身边，倔强地说：‘輈师，你不是常常教育我们要学本领，抗日救国吗？将来我们去打鬼子、得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不会游泳怎么能行！’
“輈重先生哑然了，望着陈国方远去的身影，半天没有做声。这天晚上，輈重先生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学校禁止游泳的布告不知被谁撕了，接着又招聘来了一个游泳教员。从此，学校开展了有组织的游泳活动。被开除的陈国方则由輈重先生亲自介绍到一所中心学校学习。”
“輈重先生哑然了，望着陈国方远去的身影，半天没有做声。这天晚上，輈重先生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学校禁止游泳的布告不知被谁撕了，接着又招聘来了一个游泳教员。从此，学校开展了有组织的游泳活动。被开除的陈国方则由輈重先生亲自介绍到一所中心学校学习。”
李品珍先生在《罗輈重论》中，批评罗輈重“不注意启发学生的思想”。他说：“罗先生不注意启发学生的思想。罗先生勇于行，谁也承认，但先生并不曾抓住每一个机会启发学生的思想，单以令学生挑土一点而论（陶龛曾有过学生挑土比赛），本可乘机使知‘人类如何克服自然’、‘突击地工作即为创造活动（但须为了公）’,‘为大众劳动即有快乐’诸般道理，而罗先生绝口不提想要学生由这里得益，岂不虚幻！这大约也是受害于‘服务第一’的大道理吧！”
其实，李品珍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只能说明罗輈重先生在“训育”上不搞形式主义，不搞牵强附会的思想教育，并不是“不注意启发学生的思想” 。
罗輈重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中，有一段关于陶龛学生在农场劳动的情况介绍：陶龛学校“有农场四处，为农业实习之用。农业只教高年级，时间总在下午，先以半小时在教学室讲明种植原理，作业常识，然后开始工作”，学生“轮流上工，最先为砍烧荆棘，继为浅锄、深挖、播种、施肥、浇水、除直草等工作。起初，儿童都兴高采烈地抢着去做，但因农作物收获甚迟，而工作次次如此，无多变动，渐渐引起儿童之厌倦。‘我们种植的，我们会看不见，吃不着’”，“常常一二学生口中，发出这样的话来”，“这就是国人遗传下来的对任何事‘畏难’、‘求速效’、‘不肯出汗’、‘利己不利他’，种种劣根性的开始表现，而正待教育者加以纠正，机不可失”，于是“就在农场垣墙上，大书‘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不劳动者不配吃饭’、‘既然吃众人做成的饭，穿众人做成的衣，住众人造成的房子，就该为众人做事’等标语，一面加以确切解释，才算工作到底未懈”。
以上介绍，说明罗輈重主持的陶龛学校，善于“不失时机”地抓住学生的“偶发事件”，“对症下药”，启发学生的思想，引导学生的行为，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实际上也是给李品珍先生批评罗輈重“不注意启发学生的思想”的一个回复。
罗輈重的素养教育“训育”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春夜喜雨》的诗。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这不正是罗辀重素养教育之“训育”思想观的写照吗?！
训育，犹如下雨。首先，下雨要下“好雨”，下“努力做人，做血性之人”的好雨，而不是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酸雨”、“臭雨”、“霉雨”；其次，下雨要“知时节”，要在受教育者需要的时候下，要有针对性的下，要把握“最好的机会”下；第三，雨要伴随着和风细细地滋润大地，不能伴随着狂风，下得凶暴；第四，要下多下够，“渗透”、“润物”要彻底，不能雨过地皮湿；第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好雨”真正“潜入”到了受教育者的心田，真正成了“红湿处”，就一定会有春色满城的美景出现。
罗辀重的“血性教育”，就是“好雨”。罗辀重主张教师要“尽可能与学生共生活”，对“偶发事件”加以“亲切的指导”，就是“知时节”地、和风细雨的、“以身作则”的“感化”、“渗透”，其结果则是陶龛风的形成和陶龛精神的树立，造就了一代又“血性”学子，创造了“教育界之新生命”。
发布时间：2011/6/4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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