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素养教育教学论（全节）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998
第二章“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五节 素养教育教学论（全节）
罗辀重的素养教育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教，二是育。教，就是教学。
素养教育之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习为人的各方面的有益知识。教学的内容就是“五育”，即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每一育均有其课程、科目。罗辀重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中，专门设“教学”一节，分四个方面（即党义方面；文学及社会科学方面；生活技能科学方面；体育音乐卫生方面）介绍了他主持的陶龛学校的“教”。
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实施的素养教育之教学，无论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还是在教学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与当时的其他学校相比，均有其独特之处，至少有七大特色。
一是课程设置均为做人教育之“必须”。
罗辀重认为，学校教育的根本的错误，就是“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核。每期课程，多至十几种，每周上课钟点，多至三四十小时。教员力疲于讲，学生力疲于听。于是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1943年5月1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
为了纠正这个根本的错误，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设置的课程均为做人教育之“必须”， 课程数低年级六、七，高年级也不过十门。师生们在教学室上课、听课的时间，每天不到5个小时，从末有教师“疲于讲”、学生“疲于听”的情况发生。
“党义”方面，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规定设置，并按规定在高年级（小学四、五、六年级）每周（在陶龛学校是每旬）开两小时的党义课，由执有党义教育检定证的国民党员教师罗绍业、罗昆居两先生担任教授。1938年后，“党义”改为“公训”。罗辀重设置的素养教育的第一门课程， 无论是叫“党义”，还是叫“公训”，实质上都是在进行“血性”教育，而不是进行国民党的“党性”教育。“血性”，即“孙中山先生所称许之吾国固有之美德‘信义’”，这是做人第一位缺少不得的。他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中说：“中山信徒的打头的第一个德目，是‘中山信徒应当是忠实的’。这与我们的校训‘血性’含义相同……”
文学及社会科学方面，有“国语”课，内含“作文”、“习字”。在当时，不少小学“把习字一科，作为填满时间表的一种装饰品，先生无一顾问，致好些小学毕业生，尚有写不成字，而为社会所诟病的”。 罗辀重认为，“习字”是“小学生最宜注意学习的一科”。他主持的陶龛学校的“习字”科，“除国语教师随时指导习字外，另由唐均尧先生每日规定时间，讲授书法，复巡视各生习字，加以个别指导”，还举办“习字”比赛，“以提高学生对习字之兴趣”（《写真》）。陶龛学生的字最差的也比一些学校写得好的学生强。我有幸复印到一本陶龛学生的“音乐听课笔记”，看了那用毛笔随手记下的听课笔记，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只怕当今有些书法家的字还达不到这位12岁小学生的水平。陶龛高年级开有历史地理，1938年后，合为“社会” 课程。六年级及补习班，每旬还由罗辀重先生授有一点“英语常识”，这也是做现代人所必须的。
生活技能科学方面，有“数学”、“自然”和“工艺”课程。“数学”，内含“算术”和“珠算”。“在乡村中，就应用方面说，则珠算实较笔算为重要”，故罗辀重“极注意珠算之指导和练习” （《写真》）。“工艺”课程，与数学一样，都是人生活上“必须”之“真确而又实用的技能”。 陶龛学校从创办之日起，就开设有手工课，1930年改手工课为“工艺”，并发展成一种课内外结合，教师学生同参与的职业陶治活动，几乎所有乡村当时和未来发展需要的项目都尽量设置，如图书馆学、公文程式、画地图、簿记，自行车驾驶、修钟等；抗战时期又增加急救法、防毒演习等项；有的项目如印刷、刻字、缝纫、照像等还纳人消费合作社直接营业，洗衣、理发等则与学生的自我服务劳动结合，园艺、饲养猪、兔、鸡、鸽、鱼、蜂等项则同自然课的教学相街接，作为农业实习进行。
体育音乐卫生方面， 有“体育”（含卫生）、音乐、“美术”课程，也都是人生之“必须” 。卫生虽然没有列入课表，但学校非常重视。陶龛学校“每期开始的新生，占三分之一以上。有来自乡村的，有来自城市的，长幼也不齐，对于卫生的习惯，完全没有养成民”，始业的一二旬，他们“差不多随时随地，要指导新生”讲究“卫生”（如不随意涕吐；使用公筷分食；餐后漱口刷牙；墨污手指立即洗涤；勤剪指甲；不随手抛弃字纸瓜壳；常换内衣自己洗浆；开着窗睡；晨起折被挂帐；起床后不再入寝室；热天勤淋浴，冷天勤洗脚等），使他们与老生“同化而成习惯” （《写真》）。
二是“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课堂”。
陶龛学校的师生每天在教学室正式上课、听课的时间不多，但老师施教、学生受教的时间却很多，几乎是随时随地。这就是陶龛“教师聘约”的特殊规定：“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课堂”。
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师生施教、受教主要不是在课堂上教师动嘴讲，学生用耳听，而是师生课内课外都要动脑想，动手做。学校各科都有户外实习课，如：算术课数禾蔸、丈量测算田亩、估计产量；自然课低年级重观察，采集标本，高年级调查乡情，进行实验。春季植桐、夏季救青、秋季助收，这些都是师生一齐出动；学生旬假日回家，也都必须了解农事、行情、乡风、民俗，还要分送报纸、宣传时事，回到学校又要用各种形式作出报告、讲述体会。这些都是教学。20世纪30年代末求学陶龛的天津校友周筹添，在他的回忆录《忆敬爱的师长—辀重先生》中说，有一次重九登高，他因为两眼看天，踏上了一颗圆石，站立不稳，是辀重先生双手把他扶住才没有跌到。辀重先生随后就问他：“你在天上看到了什么？”一步一步让他懂得了成语“秋高气爽”。他说：“小小年纪，能听懂这样的成语，并终生不忘，辀师的启发诱导、教导有方，真使人折服。”
这种教学，不仅在学校课堂外的附近乡村、山林、河边，而且也在远处高山、城市。1935年，陶龛学校高年级学生登上了南岳山祝融峰绝顶，并留下了一张照片。他们是在旅游，更是在教学。
罗辀重在《师范教育放言》中提出：师范学校教育“各种小组研究会，愈多愈好，各就兴趣组合。每人加入之会，亦愈多愈好”。他在陶龛实施的素养教育，就是这样。陶龛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研究小组，其组别据1931年湖南省教育厅嘉奖陶龛学校的报道记载不下30种，几乎所有乡村当时和未来发展需要的项目都有，如图书馆学、公文程式、画地图、簿记，自行车驾驶、修钟等；有的项目如印刷、刻字、缝纫、照像等还纳人消费合作社直接营业；洗衣、理发等，则与学生的自我服务劳动结合；园艺、饲养猪、兔、鸡、鸽、鱼等项，则同自然课的教学相街接，作为农业实习进行；抗战时又增加急救法、防毒演习等项。这种课外研究活动小组，打破班界，各就兴趣组合，一人可参加多个小组，学校每天至少安排有一个小时的活动，有时还成天甚至几天的连续活动，教师自然参与其中，师生的兴趣都很高。
20世纪30年代求学陶龛的台湾校友刘鲁玉说：陶龛“像大学一样有各种社团”，“在辀师的倡导下，设有各种课外活动。我参加了无线电收音机组。这组由辀师亲自教学……上过这小组课的学长，一定能记起辀师的音貌……各个朝代或时代，都可能有令人敬仰的人物，辀师是我们终生最虞敬的人”。
20世纪40年代求学陶龛的湖南涟源校友周正初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难忘！难忘！终生难忘！》中说：“陶龛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全校学生都参加”，并有“老师指导”。他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是“1949年重阳节是旬休日，紧接着是“特别日”，连搞两天课外活动”；二是“有一次，彭科凡先生指导我们做玩具。他先问我们飞机靠什么在天上飞(当时尚无喷气式飞机)?轮船靠什么在水里走?然后拿出“竹蜻蜓”作解释。过两天还让我们比试谁做的飞得高。我做的点了红兰墨水点，翅膀’做得最薄，当然飞得高，且现三色圆圈，有的同学很羡慕，又做了几个送他们”。他说：“陶龛的课外活动，对我日后摘篆刻，搞竹雕、石刻，做教具，做木工，乃至以多种职业谋生都有积极的影响”。
三是过节、比赛，旬旬都有。
素养教育的教学一切都从儿童的实际出发，特别注重儿童好游戏、好玩耍的天性。中外历史上和中国民间风俗中的各种节日、纪念日，凡对儿童身心健康有益的，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都要纪念，都要庆祝。
陶龛的节日、纪念日特别多，每旬都有，有的一旬还有好几个。重要的节日、纪念日，在陶龛就有20多个。如元旦节、春节、三八妇女节、植树节、四四儿童节、清明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五节、母亲节、端午节、音乐节、乞巧节、教师节、中秋节、美术节、重九节、双十节、清洁节等。在陶龛，有的同一天有两个节日，如元旦节同时也是陶龛校友返校节，清明节同时也是音乐节，美术节同时也是体育节；有的一个节日有两次，如清洁节，每年5月5日一次与“五五节”同日，每年12月5日一次。学校师生编有《节类词典》。
陶龛节日、纪念日的纪念、庆祝活动，大都与中心教学旬会和中心训练月会一并举行。它既是在纪念和庆祝，也是在进行教学。如：为庆祝母亲节，罗辀重自编了“公训教材”《孝?不孝?廉?不廉?》。教材首先讲了两则故事，一则是三国陆绩在舅舅家偷了两个桔子准备孝敬母亲，被舅舅发现。另一则是晋朝陶侃在浔阳县令任上贮藏咸鱼送给母亲下饭，被母亲退回。教材最后说：“小朋友，我们要孝敬母亲，原是对的；但用‘无礼’、‘不廉’的方法去取得一些东西孝敬父母，这就大大的不对……陆绩想要把桔子给母亲吃，尽可光明正大地向舅舅说明，何必偷偷摸摸?陶侃想要安慰母亲，只要为国建立大功就好了，何能把公家的东西作私用?”
陶龛节日、纪念日的纪念、庆祝形式，主要有三：
一是各式各样的报告、演讲。每个节日、纪念日，都要明了节日、纪念日的来历和意义。它有时由有导师报告，有时则由学生演讲。陶龛学校自1922年首次聘任女教师任课后，每年3月8日都给女教师放假，以示纪念“三八妇女节”。进人30年代后，陶龛女教师、女学生日益增多，对妇女节也就更为重视。1938年，陶龛女教职工、女学生达60人，均打破了以前的纪录。这年3月8日，女教师、女同学及女工友，于下午在爱迪生院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女师生员工畅谈“三八妇女节”的来历和意义。1943年，该校纪念“三八妇女节”还举行了首次升旗礼。升旗后，由王纯懿先生略述三八节之历史与意义。学校还在校图书馆内专门陈列有关妇女的书籍、杂志、图片等。当时，为节约煤油，该校规定夜不点灯，但为庆祝妇女节，特地允许夜中燃灯，供全体女同学阅读。
二是各种各样的游艺。这些游艺活动中，大都有猜谜一项内容。该校所采用的灯谜，大都是古今名谜，也有一些是陶龛师生自编的，其中就有以学校主持人輈重先生为谜底的谜语：“水陆并行，日行千里。（輈重）”1940年秋天，有个叫朱纯江的小朋友进入陶龛。在求学6 年中，他最喜欢的是学校猜灯谜的活动。1990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学校经常举办的猜灯谜活动，培养了我终生的业余爱好。我开始参加时还只有8 岁左右，在学校光明厅里悬挂着各种绚丽的五彩花灯笼，每盏灯上有一条灯谜，谁报出答案，猜对了就把谜条撕去，凭条领奖。记得姐姐将我骑在她肩上，猜着了，我去撕那谜时那种高兴劲、自豪感，一辈子难忘。虽然一个晚上得到的奖品也不过三五支铅笔或石板、橡皮等，但这活动，培养了我的智力和爱好，使我更喜读各方面知识书籍，爱动脑子去思考各种问题。直到今日，我还经常在节假日参加市里、单位的猜谜活动，在江西省电视台猜谜中多次获奖。我还常搞灯谜创作，在《智力》杂志、《中国报谜》……及全国一些兄弟市灯谜组织的灯谜刊物上发表过许多谜作… … ”
三是各种各类的比赛。陶龛节日、纪念日旬旬都有，有的一旬还有好几个，因此其比赛活动也旬旬都有，有的一旬也有好几类，有体育类的、音乐类的、游戏类的，也有演讲和辩论比赛。1947年校友返校节，陶龛学校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论题是：“原子能的发现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刘国璜为正方，陈里英(又名楚平)为反方。这种论辩是陶龛学校在以往开展演讲比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集道德涵养、文化积累、知识结构、逻辑思辩、心理素质、语言艺术、仪表仪态等于一体的高水平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是一般的演讲所无法比拟的，是对各种知识的综合运用，是对各种知识把握程度和运用水平的有力检验。
1943年3月8日的《陶龛旬报》，在“本校旬事’’中记载了该年“元旦节”的盛况。文章说：“31日除日，全日中儿童忙于扎花灯，选举32年新职员，正午将3个食堂的师生及在读同学合并在一起(纪念堂)吃大团圆饭，盛况空前，下午举行全校大扫除”；“除夕，花灯在校内游耍，特点是不放爆竹，但仍一样热闹”；“元旦在雾中行升旗礼及晨跑”；“上午举行庆祝仪式，44班32号谭湘藩任主席，彦谋先生说元旦与文化劳军之重要性，新自江西回来之罗光碌演说赣南各县之新年风习，后受勋……最后行文化劳军献金”；“下午开第七届校友返校大会于校友楼”；“下午有团体操表演、跳高跳远选优及庆祝元旦游艺大会”；“傍晚，花灯队出发自鹭湾各商店民家贺年，并筹文化劳军款”。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广大农村大多重视春节，尚未有过新年“元旦”之习俗。但由于陶龛学校的影响，白鹭湾一带农村早就养成了过元旦的习惯，并且切实厉行节约，讲究保护环境，不燃放烟花爆竹。
陶龛节日、纪念日的活动，虽然有一定的程式，但决不流于形式。纪念活动的内容常新，师生们总是在严肃的纪念活动中得到娱乐，又在娱乐中增长知识，学习本领。他们，学是玩，玩是学；愉快地学就是玩，有益的玩就是学。
四是教材自编、自选。
罗輈重认为：“学校对于学生，不应仅拿纸片上的呆板知识来教授，是要教授他们各种真切而又实用的技能，叫他们去活用知识”（《写真》）；“对灌输儿童之材料，总以适合儿童心理、儿童需要为原则，切忌勉强灌注，或以成人眼光看待，强以所难”，而“各书肆所出教科书，多是闭门造车，与现实生活隔离；程度深浅，更漫无标准” （《救救儿童》）。因此，在实施素养教育时，他对教材的选用非常重视。
1937 年以前，陶龛学校的教科书与各地学校一样，主要是采用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之教材。但他们对于育部规定的“小学用各种教科书，总觉不便活用，不合乡村现实生活，采用时很费考虑”（ 1937 年12 月18 日《陶龛旬报》“校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輈重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自选补充教材。陶龛学校因“学力经济时间所限，不能自编教材而勉强采用”“误谬很多的教科书”时，便于“书外搜集补充教材”，数量“几占二分一以上”；“在国语方面：低年级，由指导“党义”的傅月恒、罗彦谋两先生采用融化党义的民智国语读本之外，还选了些本地的儿歌、故事等；高年级，由周均、罗春驭、罗昆居各先生教授新小学高级国语读本及新学制高级作文教科书外，又授以应用文件和新近发布各种宣言之类，并指导阅报。社会科学方面：则多采本处之乡土历史地理，及本乡之农村生活及经济情形为补充教材。高级地理教授唐君尧先生，因小学用之地图太贵，特指导学生，用本国纸自画，教学到某处，即画某处之图” （《写真》）。当时在陶龛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说：“輈重先生对教员的工作很少干涉。教师采用什么教材，均有自由……”，“但另一方面，政治上反动的人，輈重先生也不管”。李先生所说的“政治上反动的人”，指的是陶龛的国民党员教师，这说明：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一种共通的东西，符合罗輈重素养教育的要求。
二、教学以实际应用为主。罗輈重强调：“教科书只能作参考用，切勿视作神圣不可变易，教科书怎么说就怎么教。”（《救救儿童》）陶龛学校算术指导刘孟亮先生，深感如果“指导者只知按照教授书的老组织，死教算法，全不注意活用；致儿童始终不明了数的观念，不能处理数的问题，遂等于英语一科在小学之白费脑力，而成为被咀咒的东西”，便“采用社会化的算术教科书一套，一以实际应用为主，力求教了，学了，就能用，遇到当前的数的问题，即鼓励学生就所学得的数理，去自求解决。这样，学生学时不感到枯燥，学后随时有应用的机会了”。为了改变“英语” 被人“咀咒”， 罗輈重所搜集的“英语”教材，都是“人人必须知道的”，如“邮票上之英文、邮戳上之英文地名、铜元上之英文、银元上之英文、挂历上上之英文、教科书版权页上之英文”等。（《写真》）他教历史，就教学生编《人物辞典》；他代自然课，就带领学生到附近山里采集树叶标本，标明针状脉、网状脉、平行脉等科目，举办树叶标本展览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輈重对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之教材“更觉不适于用，并且上海失陷后，书物来源已断”，无法购办，于是“发起自编小学用抗战活叶教材一套，分高、中、低三级．各科内容均以抗战为中心，丝毫不抄袭现有之教科书” （ 1937 年12 月18 日《陶龛旬报》“校闻”）。
从1938 年上学期开始，陶龛学校国语、社会、自然、卫生、公训、工艺、音乐等各科教学，均使用自编教材，附近学校也纷纷到该校预订、购买。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校除有选择地采用全国统一教材外，仍主要是使用自编教材。参与教材编写的，除本校教师外，还聘请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张天翼、严怪愚等。这些教材许多首先在《陶龛旬报》发表后，再由陶龛合作社印刷出版。教材内容密切联系农村实际、学生实际，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很受本校师生和其他学校师生的欢迎。
罗輈重先生自然是自编教材的主力。1940年，他编的《作文讲话》，真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他没有讲要学生如何作文的大道理，只强调作文需“注意‘两忌’、‘三此’”。“两忌”是：一忌“言之无物”，“空空洞洞写了一大篇，人家看了，不知你说些什么”；二忌“人云亦云”，“人家已经说过的话，实在不要你再说了”，“引用别人的话，当然可以，但只能摘要，并加引号”。三此是：一“此时”，“作文要注意时间性”，“如你作文是今年五五写的，那么在五四不能用，五六也不能用；和去年写的五五不合，与明年的五五更不合”；二“此地”，“你的作文是在这里写的，就要在和别处写的完全不同，使别人看了你的文章，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作的。在白鹭湾写的，到犁头嘴去写，就不同了”；三“此人”，姓赵的所作文章与姓李的所作的，决不相合，因为各人应有各人的作风，就是描写张三的文章，也决不能用来描写李四”。最后指出：“如果只是一些泛泛的话，处处用得着，天天用得着，人人用得着，那就算不上好文章了。”
有了自编的教材，罗輈重仍然鼓励学生自选补充教材。有的科目，特别是国语，罗輈重先生经常指导、发动学生从报刊、杂志上自己选、抄文章作教材，这样既可锻炼学生的选择能力，又可练习书法，还可节约经费，一举多得。1940年就读陶龛学校的罗方林回忆说：“在陶龛就读的半年时间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抄过报纸上的《希望》、《五十年后》和《创造与掠夺》等文章做语文教材。语文对我一辈子的影响最大，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懂得了人要去‘创造’，不能去‘掠夺’；就知道将来土地紧张，人类要向空中发展。”
五是课堂不叫“教室”，而叫“教学室”。
陶龛学校校内师生正式上课、听课的地方，不叫“教室”，而叫“教学室”。陶龛学校的教师，学生都不称呼为“老师”，而是叫为“先生”，女教师也叫为“先生”。各科教师，学校的称呼是“指导”，如“国语指导”、 “算术指导”、 “音乐指导”、 “美术指导”、“体育指导”等。
“教室”一词，反映了自私塾消失新学兴起以来，学校以“教师传授”为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思想。而“教学室”则体现了一种现代教学思想：课堂教学的重心不是在教师如何传授知识的本体，而是在师生一个会教，一个会学的教与学相统一的双边活动。正如罗辀重所说：“教育是生长的历程”，不是“一般知识的积累”，教师要重在“辅导”，学生要重在“求知之方法”和“知识之实践”（《智育及其他》）。
陶龛学校的每一个具体教学室，不是称“某班教学室”，而是各有各的美妙动听富有诗意的名称。有位陶龛校友回忆，1938年他就读陶龛时，该校各年级教学室的名字分别是：一年级的叫“四四室”，二年级的叫“真正室”，三年级的叫“光明室”，四年级的叫“博爱室”，五年级的叫“爱迪生院”。
陶龛教学室里的课桌凳的高矮、大小和摆放，各年级也均不相同。教学室物件的陈列布置也是一年一样，各具特色。
1936年，《沩风》杂志刊登敦敉《我所知道的辀重先生》，文中说陶龛学校主持人罗辀重的“心年青得很，看他做每件事情都是迎头赶上新的趋势。学校里的陈设，这个学期是这么陈列着，到了下一个学期却必须要换一换新花样”。
陶龛学校的物与人一样，总是处在新鲜、活泼之中，充满着生气、活力。这种生气、活力，集中表现在师生们把教学当做兴趣盎然的事：教师不“疲于讲”，而乐于教；学生不“疲于听”，而乐于学。有“兼职式”、“校役式”、“保姆式”之称的教师，“那种劳苦奔忙的情形（有时真的连吃饭屙屎的时间都腾不出），就不言可喻了。然而偏偏好整以暇，每日下午课后，学生打球队中，着棋丛里，总有所谓‘师’的点缀其间，至到撑渡船、骑脚踏车、弄乐器、踢毽子，更是日中必修课，都包括在‘百忙’之中的” （《写真》）；而学生，则如湖南涟源陶龛校友周正初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难忘！难忘！终生难忘！》中所说：“在陶龛上学是人生一大乐事”。
六是教学时间安排，灵活便利。
陶龛学校学生大多住校，每天的教学时间安排大体是：每日早操后即到大自然里去自学；上午上课；下午是职业陶冶、研究小组活动；晚上为省灯油分班组活动，一室一灯，或者采用全校集中的大课，会场点一盏雪亮的煤气灯，各年级的师生聚在一起或演讲、或辩论、或讲故事、或猜谜语、或文艺演出；图书馆、阅览室整日开架借书。。
上午上课的时间分节，有的课一节一小时，而有的课（国语、数学）一节两小时，甚至三小时（连续占一全上午）。如高年级教学国语，每旬三节，每节三个小时，因为：一、“教学高年级，多采用自学辅导制，时间过短，常不免有将教材割裂之弊”；二、“年龄较长的儿童，教学时间延长一点，于心身无大妨碍，而能使注意力集中”；三、“课时虽长，而在课中有自由活动伸缩之余地，需要休息时，尽管在课间休息。同时，需要习字时习字，需要作文时作文，需要写信时写信，需要阅报时阅报。有时因在教学室内感到热闷，则全体携书到当风荫树之下去读，有时因天气过冷，则搬着桌凳到地坪日光下，一面曝背，一面学习” （《写真》）。下午的职业陶冶、研究小组活动也一样，一般是每小组一个小时，但也有的连续占一下午，还有放在旬九校外活动时间，可占一整天。
这样的教学时间安排，十分有利于学生愉快而竞争性地学习，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发展特长，“教者学者都认为较之一日一课，一课一小时之呆板时间表，便利得多” （《写真》）。
七是教学方式方法，新颖别致。
1983年，台湾《华学月刊》第141期发表的近代教育先进《罗春驭先生传略》说：罗辀重先生主持的陶龛学校，“教学方式新颖，无呆板模套”。
陶龛学校入学不考试，分班也不依男女有别、年龄大小之陈规，而是按学生的程度，语文可以编在高年级，而算术可能编在低年级。陶龛校友周正初在他的回忆录《难忘！难忘！终生难忘！》中说：他当时读四年级一期，“上算术课是全校统一的时间，四一的教室在樾山学舍一楼”，但“上算术课却在爱迪生院二楼左边的教室里，不少五年级同学”和他“在一起学算术，肖华同学的算术组里竟然还有六年级的同学。现今还记得有期墙报上写着；‘六一有个黄炳汉，四一有个肖小兔(指肖华)……’的快板”。
2001年12月14日下午，我在娄底西阳白鹭湾与肖光旦(1925年生)、谢有初(1935年生)、肖光炳(1932年生)、傅举全(1932年生)、罗跃伍(1930年生)、吕长秋(1942年生)、彭青松（等1928年生)、傅春球(1928年生) 等先生座谈。他们小时候都在陶龛学校求过学。他们回忆说：“辀重先生教育有方”，“他看上去很严肃，实际上很和蔼。他听别人讲话，总是不停地“嗯”，以示在专心地听。他上课时，如果下边有学生讲话，他就停下来，听学生们讲些什么，到时便说：“你们讲完了吗?现在该我讲了”；“他一般都不当众公开批评人。他上课，学生看小人书，开小差，他就说：‘X X，问你一个问题? ’答不出，便喊一个认真听课的，答出来了，这就算是给他补课”。
1983年6月，长沙市民主同盟副主委曾楚樵先生，在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说：1932年他到陶龛学校上学，罗辀重亲自担任他班的“卫生课”。他记忆犹新：辀重先生的课，是同学们“最爱听的”；辀师“讲课既不用课本，也不限定内容”，“也不一定考试”；“有一次，他带来一支牙刷。我想今天大约是讲囗腔卫生和刷牙的重要性了。可他一进教室，同学们就提出一大堆问题。有的问，到底有不有鬼神，还把从大人那里听来鬼神故事搬了出来。有的问，为什么会作梦，梦到底有不有灵验？等等。你一言，我一语，问个不停。辀重不但不制止，反而引导大家把问题提完，然后一一解答。一堂‘卫生课’变成了‘破除迷信课’”。
职业陶冶、研究小组活动，是陶龛学校非常重要的教学方式方法。它 “打破班界，各就志愿”，一人可以参加多个小组，没兴趣了随时可以换组。
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可自己按不同的需要与兴趣，自主地选择班级、小组或先生，十分有利发现和发挥学生的潜能，提高学习的兴趣和效果；而先生则可根据内容可进行集体教学、分散讨论或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有时则到田野、山林进行现场实践等，也十分有利于教师教授能力的发挥，提高教授的兴趣和效果。
陶龛学校除按年级班次授课外，还打破年级班次界限，开设选修课。全校师生按各自兴趣、爱好、需要，选修一门或几门课程，学校根据选修报名情况重新编班，定时教学。
1942年求学陶龛的长沙校友曹新回忆说：“陶龛学校设有三种选修课。一是习字班。开学时，每人交一张大字，凭此分班。但进去以后，只要你进步快，凭成绩跳班，一个学期可以跳升几个等级的班次，老师便于辅导，指出毛病。二是珠算班，也是按现有成绩分斑，初级是加法班、减法班，然后是小九归班，最高是大九归班。学习认真的，进步快，一个学期就可以晋升到大九归班。三是专业班，分国术(打拳)、雕刻、缝纫、应用文班，也完全是自愿自选，不加任何限制。自然，女生选缝纫的多，男生选国术的多。”
陶龛的选修课与课外活动小组有联系，它们都摆脱老师“灌输”的教育教学模式，让学生处于主动地位，发现自己的天赋，使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但他们并不等同。选修课重在课堂教学，可称为“活动课”，也称“职业陶冶”课。课外活动小组重在课外活动实践。报名选修这一门课的，并不一定非参加与之相关的课外活动小组不可。
1931年2月7日，《湘乡民报》载文“陶龛别具精神”，特别指出：“辀重先生之办学精神，近世罕有，除以物质方面尽量贡献学校外，而对于近代教学做各种新法，无不具体采用。”
罗辀重采用的近代教学新法，国外的主要是导生制、分团制和导尔顿制。
导生制，又叫贝尔—兰卡斯特制，是19世纪初由英国国教会的贝尔（1753—1832）和公益会的教师兰卡斯特（1778—1838）所开创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曾在英国和美国流行过数十年。教师上课时先选择一些年龄较大或较优秀的学生进行教学，然后，由这些学生做“导生”，每个导生负责把自己刚学的内容教给一组学生。导生不但负责教学，而且还负责检查和考试。由于导生本身就是学生，对于如何教学有切身的体会，因而他们指导学生更加接近实际。导生制能够更多更好地教育学生，大大减轻教师的教学工作量。陶龛学校于1934年起开始实施“导生制”。
分团制，又称活动分团制，是—种按学生程度和能力组团，分别活动的一种教学方法，是1868年美国教育家哈利斯创立的。陶龛学校于1930年开始，对全校各年级的珠算课实施分团教学。教师向全班学生讲授新教材后，进行简短的测验，将对教材理解得好的学生编人甲团，其余编人乙团。乙团经继续施教后，又将其中理解较差者编人丙团。甲、乙团在课上做各种练习时，教师对丙团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待其基本理解教材内容后，再向全班学生进行另一新教材的教学。
导尔顿制，又称道尔顿实验室计划。由美国H.H.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它，废除年级和班级教学﹐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自主动地在实验室(作业室)内﹐根据拟定的学习计划﹐以不同的教材﹐不同的速度和时间进行学习﹐用以适应其能力﹑兴趣和需要﹐从而发展其个性。此制在20世纪20年代后曾在一些国家试行，中国的上海、北京、南京、开封等地和湖南的陶龛学校也进行过实验。因为该制废除班级授课制，偏重学习学科知识，过分强调个性差异，忽视了班集体作用以及德育，在推行时往往形成教学上的放任自流，所以30年代后，采用此制者就日渐减少。但陶龛学校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是扬其所长（弥补班级教学制度的不足，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避其所短（打破班级教学而并不废除班级教学）。
罗辀重采用的近代教学新法，国内的主要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夏丐尊的“爱的教育”和陈鹤琴的“活教育”。
1934年，陶行知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倡导“生活教育”。他认为：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不健康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教育”；“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
罗辀重与陶行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很虚心地向同学学习，曾派自己的女儿到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求学，学成后回陶龛学校服务。
罗辀重在陶龛实施生活教育，创立了学校家庭化的教育教学制度。当时，不少家长对生活教育不了解，以为学生只要生活，那就不要学校，不要老师了。罗辀重总是耐心地给家长们解释。1943年，他还写了一封信—“本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公开答复儿童的父母们” 的信，发表在2月18日的《陶龛旬报》上。他在“公开信”中强调：“学校之重要性，在养成儿童之群性”，生活教育要“养成儿童之独立自动性”。他请儿童的父母们放心，儿童在学校生活，学校会像父母一样关爱他们，因为：“为父母们服务”，是学校的“天职”，“凡父母们所需要”学校做的，学校“当尽可能一一做到”。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逝世。7月28日，罗辀重便在《陶龛旬报》上以两个版面发布了消息和纪念文章。在他亲笔题写的“教育之明灯殒灭，敬悼陶行知大师之死”的标题下面，刊发了受业于晓庄学校的罗光璎的纪念文章，又刊登出郭沫若的挽词及陶行知先生写给立邦小友的信。
《爱的教育》是世界儿童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日记体小说。作者是意大利的米契斯。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以充满儿童情趣的幽默语言，记录了孩子们在整整一年中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全书故事简单，风格朴素，感情浓烈，展现了一幅幅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的动人画面，是19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10本小说之一。20世纪中期，夏丐尊从日本把它转译到中国。他在翻译《爱的教育》时说：“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从此，“爱的教育”在中国泛起，《爱的教育》一书成为当时中国一些高小和初中的教材或课外读物。
罗辀重自投身教育，一直都是实施“爱的教育”，但他仍然如饥似渴订阅《爱的教育》一书，并梳理自己实施“爱的教育”的体会。1943年2月8日，他在《陶龛旬报》发表“教育爱”的短文，精辟地指出：“教育是施与爱的”，“教育者的理想性格，是以爱为中心”，“教育家之爱儿童，不是爱他们既成的价值，倒是他们还未成的价值，而欠缺的价值”。
1946年4月23日，夏丐尊先生在上海病逝。罗辀重极表哀悼，立即节编了夏丐尊所译《爱的教育》一书的部分章节，题名为《教育之水》，免费赠送给陶龛校友及《陶龛旬报》的读者，以宣传“爱的教育”和夏先生对教育的卓越贡献。
1941年1月，陈鹤琴先生创办《活教育》月刊，倡导“活的教育”。他在《活教育》“发刊词”中，号召要把那种死气沉沉的教育“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
罗辀重在陶龛实施素养教育，一直反对“死读书”，提倡“活用知识”。 陈鹤琴先生倡导“活的教育”，让他找到了知音。他又是如饥似渴订阅《活教育》月刊。他还在《陶龛旬报》上介绍陈鹤琴先生和他的“活的教育”的思想。我在残存的《陶龛旬报》看到一副连环漫画，标题是“陈鹤琴先生小的时候”，画的是一个小孩在倒立行走，那样子真是活泼可爱。
罗辀重采用的近代教学新法，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都不是照搬照用，而是按照素养教学的需要，各取其长而避其短，将各种教学新法融合成为了别具一格的素养教育教学法，并创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
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教学法，其真谛在3个字：“真”；“爱”；“活”。
“真”，就是教学内容要“真确而实用”。 书（教材），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能用的书，不要只能读的书。
“爱”，就是教学思想要“以爱为中心”。 爱人生，爱别人，爱自己，爱社会，爱自然；教者的出发点是爱，学者的出发点也是爱；爱中出乐，教者乐教，学者乐学。
“活”，就是教学方式方法要“活泼而新颖”。 教师不是只会照本宣科的“教书匠”， 学生不是只会吞噬教材知识的机器；教师因材施教，学生因材施学；教者，不是灌输，不是强制，而是启发，而是引导；学者，不是被动地听讲，被动地作业，被动地考试，而是主动地思考，主动地分析，主动地接受。
罗辀重的这种素养教育教学法，就是一种师生在优良的自由的教学环境中，教为美好人生，学为美好人生，双边互动，乐教乐学，培养旺盛的好奇心和强劲的探索力的教学法；就是一种“民主的教育”；一种“科学的、艺术的、劳动的、健康的教育”；一种“‘各学所需'、‘各教所长'的教育，”；一种“‘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创造教育” （《我们对教育的主张》）；就是一种无论是教者，还是学者，都要“五官动员”，“手脑并用”， 素养成和谐完整的“血性”之人的教育。
发布时间：2011/1/28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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