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养教育教学论（之五）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649
第二章“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三节 素养教育教学论（之五）
四是教材自编、自选。
罗輈重认为：“学校对于学生，不应仅拿纸片上的呆板知识来教授，是要教授他们各种真切而又实用的技能，叫他们去活用知识”（《写真》）；“对灌输儿童之材料，总以适合儿童心理、儿童需要为原则，切忌勉强灌注，或以成人眼光看待，强以所难”，而“各书肆所出教科书，多是闭门造车，与现实生活隔离；程度深浅，更漫无标准” （《救救儿童》）。因此，在实施素养教育时，他对教材的选用非常重视。
1937 年以前，陶龛学校的教科书与各地学校一样，主要是采用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之教材。但他们对于育部规定的“小学用各种教科书，总觉不便活用，不合乡村现实生活，采用时很费考虑”（ 1937 年12 月18 日《陶龛旬报》“校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輈重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自选补充教材。陶龛学校因“学力经济时间所限，不能自编教材而勉强采用”“误谬很多的教科书”时，便于“书外搜集补充教材”，数量“几占二分一以上”；“在国语方面：低年级，由指导“党义”的傅月恒、罗彦谋两先生采用融化党义的民智国语读本之外，还选了些本地的儿歌、故事等；高年级，由周均、罗春驭、罗昆居各先生教授新小学高级国语读本及新学制高级作文教科书外，又授以应用文件和新近发布各种宣言之类，并指导阅报。社会科学方面：则多采本处之乡土历史地理，及本乡之农村生活及经济情形为补充教材。高级地理教授唐君尧先生，因小学用之地图太贵，特指导学生，用本国纸自画，教学到某处，即画某处之图” （《写真》）。当时在陶龛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说：“輈重先生对教员的工作很少干涉。教师采用什么教材，均有自由……”，“但另一方面，政治上反动的人，輈重先生也不管”。李先生所说的“政治上反动的人”，指的是陶龛的国民党员教师，这说明：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一种共通的东西，符合罗輈重素养教育的要求。
二、教学以实际应用为主。罗輈重强调：“教科书只能作参考用，切勿视作神圣不可变易，教科书怎么说就怎么教。”（《救救儿童》）陶龛学校算术指导刘孟亮先生，深感如果“指导者只知按照教授书的老组织，死教算法，全不注意活用；致儿童始终不明了数的观念，不能处理数的问题，遂等于英语一科在小学之白费脑力，而成为被咀咒的东西”，便“采用社会化的算术教科书一套，一以实际应用为主，力求教了，学了，就能用，遇到当前的数的问题，即鼓励学生就所学得的数理，去自求解决。这样，学生学时不感到枯燥，学后随时有应用的机会了”。为了改变“英语” 被人“咀咒”， 罗輈重所搜集的“英语”教材，都是“人人必须知道的”，如“邮票上之英文、邮戳上之英文地名、铜元上之英文、银元上之英文、挂历上上之英文、教科书版权页上之英文”等。（《写真》）他教历史，就教学生编《人物辞典》；他代自然课，就带领学生到附近山里采集树叶标本，标明针状脉、网状脉、平行脉等科目，举办树叶标本展览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輈重对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之教材“更觉不适于用，并且上海失陷后，书物来源已断”，无法购办，于是“发起自编小学用抗战活叶教材一套，分高、中、低三级．各科内容均以抗战为中心，丝毫不抄袭现有之教科书” （ 1937 年12 月18 日《陶龛旬报》“校闻”）。
从1938 年上学期开始，陶龛学校国语、社会、自然、卫生、公训、工艺、音乐等各科教学，均使用自编教材，附近学校也纷纷到该校预订、购买。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校除有选择地采用全国统一教材外，仍主要是使用自编教材。参与教材编写的，除本校教师外，还聘请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张天翼、严怪愚等。这些教材许多首先在《陶龛旬报》发表后，再由陶龛合作社印刷出版。教材内容密切联系农村实际、学生实际，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很受本校师生和其他学校师生的欢迎。
罗輈重先生自然是自编教材的主力。1940年，他编的《作文讲话》，真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他没有讲要学生如何作文的大道理，只强调作文需“注意‘两忌’、‘三此’”。“两忌”是：一忌“言之无物”，“空空洞洞写了一大篇，人家看了，不知你说些什么”；二忌“人云亦云”，“人家已经说过的话，实在不要你再说了”，“引用别人的话，当然可以，但只能摘要，并加引号”。三此是：一“此时”，“作文要注意时间性”，“如你作文是今年五五写的，那么在五四不能用，五六也不能用；和去年写的五五不合，与明年的五五更不合”；二“此地”，“你的作文是在这里写的，就要在和别处写的完全不同，使别人看了你的文章，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作的。在白鹭湾写的，到犁头嘴去写，就不同了”；三“此人”，姓赵的所作文章与姓李的所作的，决不相合，因为各人应有各人的作风，就是描写张三的文章，也决不能用来描写李四”。最后指出：“如果只是一些泛泛的话，处处用得着，天天用得着，人人用得着，那就算不上好文章了。”
有了自编的教材，罗輈重仍然鼓励学生自选补充教材。有的科目，特别是国语，罗輈重先生经常指导、发动学生从报刊、杂志上自己选、抄文章作教材，这样既可锻炼学生的选择能力，又可练习书法，还可节约经费，一举多得。1940年就读陶龛学校的罗方林回忆说：“在陶龛就读的半年时间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抄过报纸上的《希望》、《五十年后》和《创造与掠夺》等文章做语文教材。语文对我一辈子的影响最大，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懂得了人要去‘创造’，不能去‘掠夺’；就知道将来土地紧张，人类要向空中发展。”
发布时间：2010/12/10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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