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輈重论①

（1937年6月21 日）

李品珍②

罗輈重先生，在湘乡教育界，多年就是有名的人物了。去年，因某种关系，得和他同事了一年，对于他的言行有较深入的观察，久想为文论述，却苦于没有执笔的机会；今年王奠球先生曾和他讨论过师范教育问题，他们两个的文字，我都幸得拜读，于是引起我不少要说的话，郁积于胸，不吐不快，乃有本文之作。不过，我申明：本文是就事论事，绝不带一点感情，也非为卷入论战。至于我为什么写这篇文字呢？理由简单得很：一则给罗先生的埋头苦干，以应得的估价，一则想指正罗先生一些非所及料的失误，使罗先生的努力更有意义。
    如果明白罗先生的如何努力，如何不知有己，但知有“公”, 谁也会说罗先生是

一头笨牛
 

真的，一头笨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能作笨牛式的努力，干着乡村教育，不慕荣利，不单在现在的湘乡少有甚匹，即在历史上，湘乡也没有过这么的人。如果是别的人，自己是留学生，是世家的苗裔，是乡村的绅士，和党国某些要人又有过同学关系，休说主办乡村教育的事不肯干，即县长之类的小官，也恐不会就的；而罗先生却不取分文，纯尽义务，每天做10 小时以上的工作，生活于孩子群中，这便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个人便因此十分感动过。这些话都太抽象，不能说出他究意在如何努力，我得写出点具体的事实：一天他起床后，即督促导师推进这一天的事。在报上看到什么可作教材的材料，即送各导师选作教材；逢到作文课，他就把一天见过的事撰成题目，请国语导师选用。早晨巡过各自修室（同时是教室），吃饭时就巡食堂，上课时巡教室，也亲自出马，总之随时随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努力。稍暇，即坐下来阅报，他的阅书报不是单为自己求知，乃是有主义的，他一面看，一面拿支红笔圈点他所中意的地方，然后放在公共地方，供全校的人阅读，晚上要到十一、二时方就寝，就寝之前，必巡寝室一遍，为学生盖被，放帐子等。他从来不说疲倦，不要求休息。如果逢到了什么纪念日，那便是他大忙特忙的时候到了。人家逢到纪念日，照例只举行仪式，贴贴标语；他却要出些花术，并非为了好玩，乃欲借此以教育学生。现在举一个例：去年黄花岗纪念日的前几天，他便向各导师和同学征求纪念办法，后来一位导师贡献了这样一个意见，上午举行仪式，下午演大舞台剧，表演黄花岗事迹。所谓大舞台剧就是不要舞台，以全校为舞台；不要分开观众和演员，大家做，大家看；演员观众都须时常走动。那天，他当导演，以学校浴室为革命党机关，以爱迪生院为督署，全校师生近300 人，无一不是演员。他跑来跑去指挥，弄得汗如雨下，衬着张严肃的脸，分外感人，忙过一场之后，大家都疲倦了，但大家都快活，轻松。每一个纪念日，都不会空过的。“五一”、“五三”、“五四”、“五五”… … 都是在一种创造出的纪念方法下过去的；中秋开了民众歌咏大会和敬老会，双十开了歌咏大会，元旦日则召开校友返校大会，校友返校者达500 人。一年的时光全在一种突击式的努力之下过去的。他是学校主办人，工作当然比任何人重，心思当然比任何人用得多，谁也得承认他是一个爱好工作、善于工作的人。这里，我抄一段敦敉先生的文章，很多地方描写出了他的个性的：“他的心是年青得很，看他做每件事都是迎头赶上新的趋势去；他最厌陈旧，学校里的陈设，这个学期是这么陈列着，到了下一个学期必得要换一换新花样．这就是显然的证据。你若看着他的有姿式的背影及他的一举一动，你总不会想到他是一个老头子。他沉默寡言，天天为计划新发展，看书报，使他必得从清早忙到晚上12 时才止。每期里所定的几十种报章和杂志，总常常看得见他用红墨水批点过重要的地方。他真的不爱说话吗？其实不然，在这些书报上就有他不言的精警的言语在。”他这么努力，这么不知有自己，他却还惭愧。最近他答王先生的文章里就有这样的话：
    “我真不知劳动工人、拉车的和小学教师究竟有什么不同？小学教师的工薪，何以一定要高于劳工和拉车的（我乡请一零工，每日工价一角，这一角钱还须积欠至年底30 夜才可付现。他替你做一天工，不能少于10 小时，所出人汗不知多少）。我常渐愧：我现在社会每日给我三餐饭吃，如果我要钱的话，我想我还可以得到三角钱一天工资。依理，我应该比一个零工多做三倍以上的事，但我做了些什么呢？”
    这些话，如果不是为战胜王先生而发，实在可以表现出罗先生的精神的伟大。在举世混浊中，罗先生这种精神是值得仿效的。本来，一个人如果不想与世浮沉，白生一世，他便得做出点事来；而要做出一点事，便非以牺牲精神去从事不可。麦哲伦的周绕地球，哥白尼的为太阳中心说而死，耶稣的去背负十字架，佛陀的离宫出走以及墨子的摩顶放踵，都是这种牺牲精神的表现。罗先生既不自甘白生一世，吃三餐饭尚要惭愧是必然的；罗先生与一般与世浮沉者的分别也就在此。
    至此，读者诸君也就明白罗先生的伟大了。但就全无暇疵了吗？那并不。罗先生也有他不自觉的失误的。一个平凡的人有了失误，并无多大影响，但一个名望很高的人的失误，却容易传诸别人。因此，我对于罗先生不能不提出我的意见来。如果要在名人中找和罗先生相似的人，我以为梁漱溟先生是一个恰当的人。梁先生努力乡村运动，其成绩或在罗先生之上，但其理论的失误，则两人实有近似之处。要检讨罗先生的理论失误，只要看一看他的

血性主义

就可以明白七八分。自罗先生标榜血性主义，即有人批评过“血性”内容之空泛，罗先生曾予以回答。但我要说的并不是“血性”内容之是否空泛，乃觉得罗先生的血性主义没有现实性。古来，久有人倡过“诚”，倡过“笃敬”，倡过“兼爱”，到现在，每一个人关于这一类的教条背得出一大套，但为什么没有一个诚的，笃敬的，明白兼爱的人？罗先生能说那都不及血性之易于使人了解吗？罗先生不知道一切德性都是有时间性的．空空洞洞标榜出“血性”二字来，自然要得到失败的结果的。如果罗先生不健忘，当还记得苏格拉底和诡辩派人士辩论的方法--产婆术吧？如果我以产婆术问罗先生关于“血性”之事，罗先生一定乐于答复。在没有得到罗先生的答复时，我可拟列问答如下：

问：罗先生的“血性”主义，意在使学生诚实吗？

答：当然。人和人间一有了虚假便自然产生罪恶，血性主义实为对症良药。没有虚假，便慢慢可以亲亲仁民。

问：先生以为血性一无弊端吗？

答：一无弊端。
问：假如一个汉奸问你国内的军情，假如一个反动者要摧残你的事业，你也直告吗？

答：那并不。
问：那末，诚实云乎哉？可知真理不是片面的，以片面的教条注入青年脑中，名目虽美实际是毒杀了青年。

答：你的意思错了，“血性”是要活用的。“血性”的人做“血性”的事，社会便自然弄好的。

问：那又何必用“血性”二字来号召，脚踏实地努力下去少做错事，多做善事，孩子们可以教育好，社会也可以改造。免得用血性主义，

使人观念模糊。

答：那也不尽然。

这只是原则上的讨论，至于罗先生血性主义实施的结果，不知罗先生也曾省察及否？就我所知：在血性主义这美名之下是曾经糟蹋了些青年的。因为既挂起血性主义的招牌，便不免常常要求学生血性，虽以学生知识幼稚，却也明白这只是对他们的要求，导师们是不在此例的，于是使他们明白这劳什子只是管束他们的。他们学到的这一点聪明，也往往向人家要求血性，而自己却不妨谎骗。于是“血性”“血性”便成了攻击人家的武器，成了自己的护身符了。这是我所见到的事实。如果罗先生否认这事实也可以，但掩耳盗铃，旁观者清。上面还只是一方面的弊害，另一方面，因挂起了这招牌，使学生对社会的观察简单化，于是造成这一部分的心地单纯的人，无法应付这复杂的社会（是少数）。这是实施血性教育的弊害。如果罗先生不是有所为而提出这名词，我很希望他抛弃这名词。
    在理论上，血性主义也是过于滑稽的。因为道德是随时随地而不同，没有一定的规范的。在封建时代，利吾国者即为道德，在今日，利吾民族者即为道德；在中国，反共是道德的；在俄国，反共却有罪。罗先生不要学生认明社会，认明时代，却爬在高档上高呼血性，宣传修身大法。血腥的人类大屠杀一开始，恐将无所措手足。我要问罗先生：伟大的人格是不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何以许多大革命家都是大人格者？罗先生以为那是先修养好了才去革命的吗？何以曾国藩之流口口声声讲修养、道德、人格，反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空道理教出来的人即算有用，也只是僵尸，故曾左之流是；生活锻炼出来的人，即算能力小一点也不失为活生生的人。有勇气参加斗争（不一定要上战场）的人，有勇气做出点新事的，永远是成功者，只要看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洪秀全、孙文诸人在历史上何以有很高的评价，便可以明白。进步的势力永远是占优胜者（当然，这是要经过相当年代才明白的）。至此，我们再来看看梅特涅、英国保守党、曾国藩、溥仪、袁世凯之流何以在历史上渐渐失去光彩？此无他，因为他们代表没落的势力而已。每一个时代都有两种势力在搏斗，进步的和没落的。每一个人都该加人这两种势力的任一面。像罗先生当然不会意识地同情没落者群，那就该加人进步者群，作最大限度的努力。既如此，则当前的斗争场面实是教育的好材料，何至于更向那架空的血性主义乞怜呢？尤其在今日这暴风雨将来的时代，一天发生的事故便不知有多少，为学生说明这些已来不及，那里还有余时谈血性主义呢？并且，在斗争中，才真正可以养成大人格者。而罗先生对时代的认识则实太模糊，为明白起见，我还可以举证据：去年有一次的时事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是“假使大战发生，我们将怎么办？”依这个题目而看，似乎该讨论出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来，而罗先生怕触到问题的难点，离开主题不谈，却发出一篇“人类文明循环论”来，照罗先生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可避免，将来，各国分成两个集团，用出最厉害的武器来杀人，结果文明毁坏无余，人类仅幸存的几个，复归于野蛮状态，慢慢贤智者出，又再律文明，文明进步之后，人类又相互屠杀，又回到原始时代，又周而复始。罗先生当时说得有声有色，说了足足一点钟。当时，我真为孩子们捏一把汗，他们如果相信了这种理论，那就害了一世。又一次，谈中日战争和平的问题，罗先生以为和则亡于日，战则亡于俄，故两者都是绝路，弄得个没有结果。从这种地方看来，罗先生对于时代的认识是过于模糊了。

因为对时代的认识过于模糊，而又不索性没落下去，是自然要提起血性主义，幻想在少数人的努力之下把世风改变过来。所以他说“所谓正气，所谓学风，都是由于少数人倡导而成的”《关于师范教育》 中语）。但是得请罗先生注意：先生穿的衣服的式样都是由时装公司做来的，自己作不得主，由一、二人凭空“倡导”，成就大事业，正等于一个人不坐飞机，想在天空里飞行。
    至此，我要抄一段默涵先生的话：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概可以碰到意见完全相反的两种人：一种人以为人有绝对的自由，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决定一切，什么环境之类，在人的意志之前，都变成无力了。这种人是大半要走盲动的路上去的--在哲学上，这种思想叫做‘非决定论’，它完全是站在‘人类的思维决定对象’的观念立场上的，所以也称做观念论。‘英雄造时势’的见解，就是这里来的。

“还有一种人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是绝对没有自由的……

“这两种人的主张，我们是都要反对的。现在我先来反驳第一种人的见解吧，我们说：你说人是有绝对自由的，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一切，支配一切，这是不对的。无论是人类的思想或行动都为一定的法则所制约着。例如人决不能步行在水面上，人的身体也决不能飞在天空中，就是人的思想也不能离开时代和环境。住在热带的人如果不从文字或图画知道了雪是不会有‘雪’这个概念的；住在深山里的人，在同样情形之下，也决不会有‘海’的概念。

“那么是绝对没有自由吗？--自然不是。我们知道，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运动、发展，都是依据一定的法则的。科学的任务，就是找出现象背后的法则。……当人们没有发现社会发展的法则时，大多数的人就往往成了少数的人的奴隶，他们以为阶级的支配是一种绝不可抗的力量，甚至认为是君临在人类之上的神力；大多数屈服在这个社会的威力之前，只好向宗教去找逃路。然而，社会科学的进步，却打破了这个妄想，它使人们在社会势力的对立的矛盾中，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制，使人们知道旧的环境是可以打破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环境来的。

“所以，我们说：人是受环境所限制的，然而人同时又可以创造环境。这两句话并不矛盾，…… 劳动者要想成为资本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客观的环境限制着他，但劳动者了解了社会发展的法则，把旧世界推翻了，在将来的新社会里，他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好起来。”
    看了默涵先生的话，罗先生也将承认，自己不免认识错误吧？但这不足为病，在这过渡时代里，谁的思想行动都不免有错误的。
    罗先生的功绩是在教育方法的实验，而不在其倡血性主义一点上，在这一点上，不单是非功臣，实乃罪人；血性主义的毒菌把他自己努力的成果毒杀了。
    罗先生将往而不返吗？决不然的。一个敏于社会事业的努力者，他所萦绕于心的，就是看如何使他的事业进展，如何使他的事业不致白费，如何使自己多替大众做一点事，此外，不知其他。因此，他时时在探索真理，时时在怀疑，时时在检察自己的意见，这样的一个人要他停滞在某一点上是不可能的，他有充分的热力，过人的创造冲动，只要一提起他的服务的人生观，便可相信我这断定不是随意揣度。他最喜提及王世杰的这两句话：“教育者的人生观，应该是为服务而生活，不是为生活而服务，这便是所谓服务的精神。”他自己确能这样做。对于他这种肯干肯学的精神，我们除了敬佩不知其他。但这人生观是过于

笼统
 

了。在此，罗先生仍得严刻地自己检察一下，于是前面就有路。罗先生当然很明白所谓“务”的多种多样的，那服务的人该明白自己所服的是什么“务”，如果不，就要陷人泥坑的。比如耶稣，为了拯救人类（方法之对否在此不计），为民医病，为民叫苦，终至于被钉十字架，他服的“务”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他是为了自己高尚的理想的实现，为了拯救人类。但俄国农奴的一切苦役，却不能算做服务的，因为他们的做事完全为了地主，完全是被动的。罗先生所谓服务，却没有分出这点不同，一味的喊服务神圣是含有毒性的，如果罗先生所服的务完全利于没落的势力而有害于进步的势力，则罗先生将何以自解嘲。如果罗先生承认自己所宣扬的安分主义（罗先生劝人埋头服务，不问青红皂白即为一种安分主义），对于进步的势力犹属无害，则是罗先生的过于自信。我以为每一个新时代的人都该学取罗先生的服务精神，但该去掉罗先生的那一点笼统。就是说，务是要服的，且该以全生命赴之，但须明白自己所服的务是不是有益于进步。

    举一个教师所能服的务，大约如此：l 、随时随地矫正学生之封建思想，使其养成进步的意识；2 、抓住每一个机会介绍学生以有益的书报，养成学生自动求知的习惯和方法；3 、以故事穿插说明每一个时代的两种势力的搏斗，使其知道分别是非，是非这心是最要紧的，一个人无之，这个人即无用，一个民族无之，这民族即没有前途；4 、设法养成学生一副丰富的感情，故宜使学生养成爱好文学、美术的习惯，从此，陶冶出丰富的感情；5、设法使其明了做一个时代的战士的光荣。至于教书上课是不必说的了。能做到这几点，这教师至少不会成为大众的罪人。

    而罗先生所提倡的，则不免含有毒汁，空说无凭，举例证明吧：第一，罗先生轻视秩序，人们一进罗先生举办的学校，即有一种无秩序之感，学生会食，是容许说话的，这是有莫大的害处的，传染疾病是其一，有碍生理是其二，养成散漫精神是其三（关于此点，初见罗先生，我即说过，但罗先生马虎过去了）。晚上就寝，虽有一次寝铃，但学生入寝室都没有定时，甚至晚上11 时以后还在导师房里闲谈；即已入寝室，也子夜还有人说话，这也有病：一则妨害健康，一则养成不爱秩序的习惯。要知道，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大法，何以革命，为了秩序，何以爱美，美是秩序，何以爱真和善，真和善是秩序，此外的例，可以从略了。第二，罗先生轻视美育。罗先生只想养成勇于服务的人，因此对无显明益处的美育训练绝不注意。罗先生曾屡次说文学无用，以为文学能使人心温软，这原也不错，但罗先生忘记了能使心刚强的也是文学，我们深知感情不细致的人，绝无勇敢；感情细致的，则多是大勇者，佛陀对于生命之吟味，实极细致，但其大勇则差不多没有第二个人可比。老子说慈故能勇，孔子说仁者必有勇，都是此意，而罗先生轻视美育，殊是奇怪；第三，罗先生不注意启发学生的思想，罗先生勇于行，谁也承认，但先生并不曾抓住每一个机会启发学生的思想，单以令学生挑土一点而论（陶龛曾有过学生挑土比赛），本可乘机使知“人类如何克服自然”、“突击地工作即为创造活动（但须为了公）” , “为大众劳动即有快乐”诸般道理，而罗先生绝口不提想要学生由这里得益岂不虚幻！这大约也是受害于“服务第一”的大道理吧！
    基于上面的叙述可知罗先生的服务的人生观是欠明确的。罗先生的一切失误也都起于这“欠明确”, 但我相信罗先生会肯，所以我断定罗先生决不会往而不返。于是罗先生自然会有

新的光荣

但所谓新的光荣，并不是什么奇迹，是可以意识地成就的。罗先生的努力少有人可及，已明明白白了，问题仅在如何抛开旧的骸骨，获得新的武器。这武器可以用来为进步努力斗争，为全人类的“新人”服务。罗先生在《 师范教育放言》 一文里说过“15 年中虽备尝酸咸苦辣，然而认为比较满意的成绩，尚渺不可得，所以精力实在等于白费”，这虽是带点客气的话，但罗先生说此或也不免已有点不自信自己过去的主张吧？果然这样，新的光荣的消息便由此透露了。
    社会是在两种势力激烈搏斗下时时进步的，负教育民众责任的教育者，自也当时求进步，走在民众的前面；如果为了自己的尊严，不肯老老实实作民众的号筒，站在民众的前卫，民众在飞速的进步下，将渐渐忘记那些教育者的存在而奋身前往了，甚至将认他们为绊脚石，要加以清除的。冰心女士的《往事集》 的自序诗里有这样几句：
    我拼着踽踽的曳着竿儿走去，

我仍要穿过大邑与通都！
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
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

很可以供教育者们的参考，教育者的努力也为的--填满人生的虚无。
罗先生永远是年青的，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他可以做出最好的成绩来，他将

成为乡村教育界的一颗闪烁的明星，他已说过要：                      

态度严肃起来
思想武装起来

这是很响亮的言词，我们等待着事实的证明吧！

至此，本文已可收束。但有一点要申明，此文问世之后，作者谨静待有谁出来讨论，如经指出错误，也当诚挚地领教；但谁如果为了感情作用，肆意漫骂，而又不肯发而为文，作者是不肯领受的。

①    本文原载<楚风> 半月刊1937 年第18 一19 期

②    李品珍，原陶龛教师，中共地下党员，现为离休干部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