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素养教育”的应运而生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078
罗辀重素养教育叙论
罗辀重素养教育叙论（目录）
序言（诚请网友们撰写，选用一篇或多篇）
第一章 素养教育的应运而生
第二章 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三章 素养教育的制度措施
第四章 素养教育的实践典范
第五章 素养教育的历史地位
第六章 素养教育的现实意义
后记
第一章 “素养教育”的应运而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教育的革命”, 提出了“普及教育”、“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的三大目标。经历一个多世纪后，虽然“普及教育”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已基本成为现实，但三大目标的全面实现，仍被人们视为“梦想”。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一个局部地区实施“素养教育”，把世界“教育的革命”的三大目标全部变为现实的人，却至今很少人知道。
一、不只是“梦想”，也有现实
世界上的人类，所处地域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均有所不同。但既同为人类，就必定有共通的地方，教育就是这样。
古代的世界教育，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一是以“科举制” 为特色的古代中国教育；二是以《吠陀经》为基础的古代印度教育；三是以军事体育为中心的古代希腊教育。而这三大模式的教育虽各具特色，却有着共同的标准：第一，只有部分人能够享受教育；第二，基本上都是独裁式的,死记硬背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近现代“教育的革命”也有着共同的目标。
世界近现代教育的革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发展应运而生的。
这场革命首先以“新学校运动” （也称“新教育运动” ）的形式在欧洲兴起。1889年，英国雷迪首创阿伯茨霍尔姆新学校，提出将上层社会儿童培养成智力、能力、体力、手工技巧和敏捷性均得到发展的完美新人，主张学校应该是一个真实的、实际的，儿童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小世界，学校教学工作须与实际生活结合，学生智慧的发展须与体力的发展相结合。1898年，法国的德莫林，又仿照雷迪开办罗什学校，突破法国古典教育传统，在学校开办工场作业，使学校充满快乐自由的空气。与此同时或稍后，德国人利茨，瑞士菲利耶尔等都开办了同类型学校。新学校遍布欧洲各国，形成为广泛的新学校运动。
1912年，国际新学校事务局在瑞士成立，成为各国新学校互相联络的中心。1914年，新学校传入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学校几乎遍布全世界，涌现了杜威等一大批现代教育家。在德国，企业家依米尔默特(Emil Molt)邀请鲁道夫·史代纳，根据人智学的研究成果，于1919年在斯图伽达(Stuttgart)，为他的香烟厂工人的子弟办一所学校，并以工厂的名字 Waldorf Astoria命名为Freie Waldorf Schule(德语华德福)。在中国，就有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罗辀重主办陶龛学校等。
这场以新学校运动为形式的世界“教育的革命”, 已经进行了100余年，实践经验和理论原则不可谓不丰富。1915年，瑞士菲利耶尔就总结出30条，其中包括学校应有优美、舒适的自然环境与设施；要注重学生生活、学习的自治制度；要注重体育和培养学生智力，并发展儿童内心道德；要设置发展学生双手能力的手工劳动课程，等等。1919年创立华德福学校教育，配合人的意识发展规律，阶段性针对意识来设置教学内容，让人的身体、生命体、灵魂体和精神体都得到迎合和发展。1921年，法国的加布雷市成立新教育联谊会，次年正式颁布章程，提出了新教育的七项原则：增进儿童的内在精神力量；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让儿童的天赋自由施展；鼓励儿童自治；培养儿童为社会服务的合作精神；发展男女儿童教育间的协作；要求儿童尊重他人与民族，保持个人尊重。这个章程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式变化而不断修订。1932年，联谊会章程突出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要求，提出教育要使儿童领会当时社会经济的复杂性。1942年，联谊会又通过《儿童宪章》，突出所有各阶层儿童应平等享受义务教育，以符合世界性普及教育的要求。1966年，新教育联谊会改名为世界教育联谊会。
这些“教育的革命” 的理论原则，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家那里有不同的说法和做法，但他们的目标主张是大体相同的：第一，主张所有的儿童都应受到教育，这是人的权利（普及教育）；第二，主张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终身教育）；第三，要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
然而，100余年来，世界教育界一直未发现有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很好地实现这些主张，以致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在再版《学习的革命》一书时，说：《学习的革命》是每一个人迈向21世纪的“护照” ，而“教育的革命” 却还是我们的“梦想” 。
其实，世界教育革命三大目标的实现，早已不只是“梦想” ，也有现实。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早就有人在一个乡村学校实施“素养教育”，成功地实现过世界教育革命的三大目标。
这个乡村就是湖南腹地的白鹭湾（今属娄底市经济开发区大埠桥办事处），学校的名字叫陶龛，主持陶龛的人叫罗辀重。
20世纪20-40年代，由于有实施“素养教育”的陶龛学校的存在，白鹭湾一带的学龄儿童没有不入学的，年长失学的没有不复读的，“外省子弟，亦多响往就学”；学校“影响所及，乡邑风俗，为之转移”， 乡民们大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睁大了眼睛”；当地交通、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落后面貌得到改变；晏阳初所希望解决的“无教”和“误教”问题，在白鹭湾一带得到了成功地解决，这里人人拥有美好的人生。如今，白鹭湾一带七八十岁以上的老者，和散布在海内外各地的陶龛校友，对少时所见白鹭湾之繁荣景象，无不津津乐道，无不生出怀念之情。
然而，1950年罗辀重离世后，陶龛学校不复存在；罗辀重及其“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与实践经验也随之被埋没。直到1978年，改革的春风在中国大陆吹起，给在宝岛台湾的陶龛校友以兴奋、以希望。在台陶龛校友李如初， 1979年至1989年期间，先后发表《怀念一位伟大爱国的教育家》、《教育之神》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等文，对罗辀重之教绩、人格、气魄、志节，述叙甚详，表扬备至。他还在1980年于台湾发起举行了“罗辀重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 并于1985年3月24日发出《支持大陆恢复陶龛学校的倡议书》，得到了海内外，特别是港、澳、台地区校友的响应。在他和其他陶龛校友及有识之土的共同努力下，陶龛学校得以恢复，罗辀重纪念馆得以建立，罗辀重才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给抬出来。
二、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罗辀重（1889—1950），字春驭，湖南湘乡（今属娄底市经济开发区大埠桥办事处）人。早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他从观念、思想、方法、行动上成功地实施乡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实施“素养教育”，在一个局部范围内实现了人人都能受到教育，并得到全面发展的“教育的革命”，被熟知他的的称为“教育之神”。他的成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首先，他的成功是世界新教育运动发展的必然。
世界的昨天是由前天发展而来，今天则是昨天的继续。人类的教育就如人类本身的遗传一样。近代的新学校，无论哪个国家的，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看到中国、印度、希腊古代社会学校的影响；现代的新学校不但可以看到近代欧美学校的影响，而且仍可看到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学校的影响。
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的办学形式很像1902年始于英国的民办公助特殊学校；从它的办学宗旨、方针、措施等各方面，还可看到英国雷迪的阿伯茨霍尔姆斯学校、法国德莫林的罗什学校、德国利茨的农村寄宿学校、瑞士菲利尔耶的克拉里塞克学校、美国女教育家w. 约翰逊在阿拉巴马州的菲亚霍泊创办的包括从幼儿园到中学阶段的有机教育学校的影子。
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思想，近源于欧美新教育，远则根植于中国古代孔子、孟子和老子。孔孟和老子的自我反省、见贤思齐、知过就改、择善而从、宽于责人、严于律已、追求天道等古代修养观，以及有教无类、好学敏求、不耻下问、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古代教育观，经过诠释，很有现代意义。
从古代教育发展起来的世界新学校运动（新教育运动），再发展到20世纪早中期，可以说“素养教育”已是“理论方法，应有尽有” ，只差有人将“理论方法” 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扎扎实实长期坚持就能成功。即使没有罗辀重，也会有别人应运而出。当然，出现的时间也许要晚得多。
罗辀重早在20世纪初期就成功地在一个局部范围内实现世界教育革命的三大目标，更在于其自身方面的必然。
第一, 家族传承上的必然。
罗辀重出身世代书香门第。他一家六、七代都热心教育。
据曾述尧综合整理的《罗信南传》记述：罗辀重的高祖罗礼用、曾祖罗智洪即“耕读传家，世代香书”。 罗辀重的祖父信南则“惊然志于圣道… … 售田购书10 余万卷，昕夕浏览，与笃守伊洛儒学的罗罗山、刘孟容过从讲学”。罗信南（1812-1871）一生以教私塾为生，清贫自洁。他羡慕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为人，酷爱陶诗，每一次读毕陶诗，都毕恭敬地把诗集放在自家的神龛上，故晚年自号“陶龛居士”。他常欲设校施教而无力，并有“养浆处邻里仁粟缺本支” 之叹。
罗辀重的父亲罗申田（1865---1911），谱名长裿，29岁进士及第，经过殿试，点了翰林，最先分发到江苏做候补道，深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器重。他见外侮日增，国势不振，于是恳请两江总督创办了江南将弁学堂，不久又创办了江南陆师学堂。为了办好这两所军事学校，罗申田坚持与学生同操练，同起居，共甘苦。几年后，罗申田离开了江苏来到四川成都，四川总督赵尔丰知人善任，任命罗申田为川镇边务大臣。一年后应驻藏大臣联豫邀请，到西藏拉萨任驻藏左参赞。他不论到哪里任职，对国家的兴亡和百姓的冷暖非常关心。他为官清正，不以财为私，多年的仕宦生活使他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起来，要使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要办好学校，让所有的人有书读。1901年,为遂先人遗愿，他将历年所积蓄的俸钱，置田500硕，全部做为故乡地方公益事业的基金，创办三种义举，即义租、义渡、义学，其中义学田租240硕，取校名为“陶龛”。
罗辀重的伯父罗锡畴 (1858-1892)，谱名长袆,字甫生,历参刘锦棠、张曜戎幕，官至安徽和州知府,督造了和县镇淮楼，又称“鼓楼”，著有《和州集》。罗锡畴的儿子罗仲渊（1805-1934），名春騋，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7年，他在家乡建立了中国一个最早的乡村图书馆。该馆“得以和州公祀产匡山冲田谷及和州公生前所置资政公祭产上竹园田谷禀县立案才得以成立”，故定名为“和州图书馆”。它比1924年由华侨集资、1929年正式建成于云南乡下的“和顺图书馆”要早20来年。罗辀重的堂兄罗季则（1891-1966，名益增，字春骊），堂侄罗彦谋等均是一生献身教育。其子女罗光缨等也是“生于教育，死于教育”。
这样一个世代较为富有，却不以财为私，而热心公益的家族中，涌现出罗辀重这样一位教育家是不奇怪的。当然，这样的人很少很少。正如1936年，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在《楚风》半月刊发表的《罗辀重论》中所说：“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能作笨牛式的努力，干着乡村教育，不慕荣利，不单在现在的湘乡少有甚匹，即在历史上，湘乡也没有过这么的人。如果是别的人，自己是留学生，是世家的苗裔，是乡村的绅士，和党国某些要人又有过同学关系，休说主办乡村教育的事不肯干，即县长之类的小官，也恐不会就的。”
第二, 思想认识上的必然。
罗辀重的童年是跟随父亲在江苏南京渡过的。当时新学伊始，各类学堂，特别是中等专业学堂，率先出现在中国大江南北的经济发达区。其父罗申田当时在南京积极推行军事新教育。罗辀重从小就受到父亲效法西方，立志创造的思想影响。1911年，他的父亲为维护西藏安定局面，遭人杀害，他只身入藏，搜集先父遗物，行程数千里，与各民族、各阶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对国家对社会的积弊，对人民的痛苦，均有了较深的了解。回来后，在初次主持陶龛校政中，和在血书为父申冤报仇的过程中，更是感触良多。他逐渐深刻认识到：“一切社会的改革，应以教育改革为基础” ；“中国的教育如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罗辀重1912年首次担任陶龛学校校长时，年仅23岁。当时,中华民国刚刚建立，《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及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主义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都刚刚颁布。他接办陶龛学校后，首先做好的只能是按新学制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完成学校的转型，在稳定中扩展学校规模以求发展。他虽有浓厚的办学兴趣和服务桑梓的责任感，也可以从祖父办陶龛私塾中吸取传统教育的经验，还可从父亲主持江南学政、编写《江苏仕学馆学案》、《江苏法政学堂学案》以及主办江南将弁学堂、陆军学堂获取办新式学校的方法，但要确定办学方向，进行教育改革探索，他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因而有了外出求学的打算。此时,适逢堂兄罗仲渊旅法归来，堂弟罗季则留日返乡，他们都支持罗辀重远赴美国求学。
1915年，罗辀重趁去北京为父亲申诉之机，未等高校法院宣判，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选修儿童教育。不同于依靠官费入学的陶行知、晏阳初等的留学，罗辀重是在半工半读中完成学业的，这使他一面在学校获得了系统的知识，更有机会接触美国社会，考察各种类型的学校，大大加深了他办好小学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
罗辀重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在美国的游学经历以及自身教育的革命实践，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不使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 ，“教育等于零”。他抨击当时的“新教育”说：“我国近来倡行所谓‘新教育’，在表面上似乎是理论方法，应有尽有；唯实际上则这种新教育，只是盲从、粉饰、凌乱、空泛、无计划、无目的的教育。教出来的一般学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做人，亦没有立志要做怎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试问这种教育，对国家民族有何用处？”
这种“教育就是教人做人”的思想认识，为罗辀重的教育改革实践指明了方向。在“教人做人”的教改实践中，罗辀重又更加明确认识到：教育不但要教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教人“实践怎样做人”。他的“素养教育”思想于是水到渠成。
第三，实践行动上的必然。
罗辀重于1912年首次主持乡村小学--陶龛学校，为了搞好基础教育改革，1915年自费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儿童教育，与胡适等同学。1920年，他学成回国，不留大城市，直奔湘中农村，再度主持陶龛学校，数十年如一日，埋首乡村教育改革，直到1950年离开人世，实现了自己“生于教育，死于教育”的誓愿。
罗辀重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成了陶龛校产，连留美带回的几百张风光照片都拿出作为办学之用；他的家就在学校的后面，但他“除每旬末日间或回家与家人团聚外，其余时间均留宿校内，与全体师生共同生活在一起，全副精神专注在校内的大事务与学生的生活起居上，并能以最敏捷而果断的方式，解决任何困难问题”；他主持全校事务，仍兼教英语、国文、摄影等课；《陶龛旬报》，从组稿、编排、书写、校对，大都是他一手操办；每期旬报，他都要求自己至少有一篇文章，并且字斟句酌；；每旬劳动，他都带头参加，与师生一起担砖、递瓦，挖地、锄草；寒暑假，他经常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做家访；在陶龛，他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有时还亲自吹起床号和熄灯号；他坚持每晚查铺，发现有学生踢落被子、踢开蚊张，就给重新盖好、放好，并留心叫醒那些有尿床毛病的学生起床方便；他“劳苦终日，毫无倦色”，其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堪为师界楷模；他有胆有识，锐意革新，敢作敢为，从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和方法等各个方面探索基础教育的改革，对“近代教学做各种新法，无不具体采用”；他“以身作则” ，按“血性” 校训待人、律己，在陶龛被称为“血性” 的“标杆” ；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睡的旧木床，盖的粗布被，吃的粗食淡饭，“挤出自己的血液，补济后一代”。
罗辀重素养教育的成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心血的结晶。
当今的素质教育，为什么不见成功？缺少罗辀重这样的教育领头人，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正如李吉明先生所说：“在这个‘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的时代里，有几个校长是具有学者风度、专家水准、大家风范的？那么多校长、教育主管，有几个是真正有品行有学识且一意想把教育办好的人？每每校长的任命，有几个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通过请客送礼、现金交易获得校长的宝座的呢？他们除了会场、酒场、关系场，他们都忙些什么？他们除了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他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吗？无怪乎学校教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丢失了自主与特色……教育事业由这些人‘统领’……教育怎么能好得起来？”
三、一块尚未开发利用的宝地
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思想观点与实践事迹自他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被埋没着，而且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是一块尚未开发利用的宝地。它的被埋没，它的不被重视，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他一生一世不做官。
罗辀重从美国留学回国，“当局拟畀教育总长，婉辞”；有人推荐他当国会议员，又谢绝；后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又请他到省厅任职，他依然不就。他也当过一次官，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带领学生从军抗日，在73军当了个军法处长的官。1997年，一位94岁的老人柳止一回忆说：“罗辀重当军法处长，我开始认为这与他不做官的一贯思想好象不符。但后来有一次，他与73军军长彭位仁一起由新化到娄底，我们去欢迎，见他一身布衣，横皮带，穿草鞋，精神奕奕。我与他握手，说‘你这么大年纪，从军抗日，真了不起。’ 他摆摆手，说：‘我是无可奈何，如果大家都不动，坐等抗战胜利，那我们就会死无葬地。’ 这时，我理解他了。” 其实，他即便在军队任职，仍然关注着陶龛学校。彭位仁军长十分理解他，特地从新化为他架设军事专用电话线到陶龛学校。
由于无官，也就无权、少机会宣传推广自己的思想和经验。与罗辀重同时代的胡适、蔡元培、黄炎培、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雷沛鸿等，他们要么有点职权，要么活动于国内外大中城市，宣传推广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机会比罗辀重自然多得多。
罗辀重开始还以校长的身份主持陶龛学校，不久，国民党政府规定：乡校校长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他不愿加人国民党，又不愿放弃改革领导之责，于是让别人担任校长，自己以校董主任之职主持校政，坚持实验。这样，他连个芝麻小学校长的官都没有了，连外出开会的资格都没有了。罗辀重当时没有胡适、蔡元培、黄炎培、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雷沛鸿等的影响大，死后更是默默无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二是他的子女和学生中没有大官大款。
罗辀重所处的年代基本上是战争年代。他实施“血性” 教育培养的学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培养的学生抗日爱国自不必说，20年代培养的学生到抗日战争时，正当年富力强，更是身体力行抗日爱国。陶龛学生究竟有多少牺牲在抗日战场，无法统计，但陶龛学生踊跃参军抗战，当时有目共睹，仅1944年秋，罗辀重亲自带领从军的青年学生就有好几百人。罗辀重除了本人参军外，还把3个女儿送到了部队，大女儿罗光缨还曾乔装乞丐深入敌后。解放战争时期，王工等一大批陶龛毕业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罗辀重又将自己另外2个儿子罗光盟、罗光益和女儿罗光玺、罗光玖送进了人民解放军。
罗辀重培养的陶龛学生近5000人，在他生前大都与之保持联系，他死后，校友们失去了联络核心，大都互不知音讯，直到1984年前后为重建陶龛学校才重新互相联络上的，也不过500来人，约十分之一，他们大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遍布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英国、印度、巴西、新加坡，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他们中既没有当大官的，也没有发大财的，大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教授、教师，从事新闻、艺术工作的总编辑、记者、书画家，从事工程建设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从事行政工作的干部，和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还有不少农民。罗辀重在世的儿女、孙辈，也都是普通职工。他们由于“血性” 的薰陶，“在事业上都是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的；在处群上没有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嗡嗡营营之辈。特别是十年浩劫时，陶龛学校校友，始终保持为人的本色，既未出政治掮客扒手，也未出打、砸、抡的‘左派” 分子”。但他们要把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罗辀重的“教育的革命” 思想与实践重现于世，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古往今来，中国的学者如不身居高位，又无天时地利可藉，其子孙门徒也无足够能力为之推挽的话，那么其事“湮没不传”，“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的“可哀”局面是难免的。1950年，曾有一位陶龛教师在罗辀重去世后于学校内设立过 “罗辀重纪念室”，但没有多久便不复存在。1984年前后，以陶龛台湾校友李如初先生等为首，发起重建陶龛学校，颇为热闹了一阵子。但随着经费的缺乏和李如初等老人相继离世，热闹的场面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三是他自己不愿张扬。
“教育的革命”是科学，科学是扎扎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罗辀重在举世闻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习过儿童教育，又一手主持过一所小学几十年，却还认为自己“本不是研究教育的，对于教育学术并无素养”，“比较满意的成绩，尚渺不能得，所有精力，实在等于白费” ，只有些“实际经验”。 1936年，他曾将一些经验公诸于世，在《长沙市教育》和《江苏教育》上发表洋洋上２万言的“师范教育放言”，结果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他虽然获益不少，但也使自己以后更加谨慎。1937年，他应《湖南教育》之约，撰写了《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湘乡陶龛学校概况》，只是具体介绍陶龛学校各方面的状况。此后，很少发现他在各地报刊发表言论，其“教育的革命” 的心得体会文章，也大都发表在自己创办的《陶龛旬报》上。
1943年初，陶龛校友会在校友节上发起捐款编印辀重先生言论集，要他自己写“序”。他觉得这是“一件矛盾的事”，自己“无意且无力，更且不配编印什么集子”，但又不愿在陶龛“受过基础教育的校友，一出校门，便将小时所受训练完全忘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与校友会约定：集子仅发给校友，决不出售。
罗辀重将自己的言论集取名《老青集》。他没有写“序”，而是弄了个“前置词”。他在“前置词”中说：“青色可以镇定神经，恢复元气。某种种子，在阳光下普通要８天才能发芽，如果放在青玻璃之下，两天便长出来了”；“青色是冷的，但等到‘炉火纯青’时，又是热度极高的，足见青不是‘温性’；并且青色是不会消褪的，愈久愈青，可能变为老青”；“青年是因他们如草木之方青，但与年龄并无多大关系，年老心不老，还是可以称青年的，所以吴稚晖先生被称为‘白发青年’”；“这些是我喜爱青色，喜爱青年的主要理由”；“我虽然年已半百，日杂儿童群中，不知老之将至。刚好这里征集的，是一些幼稚的作品，多半是对青年以下的人说的，就取了‘老青’二字来名本集”。
世界上的事，无独有偶。古代孔子仅有其对弟子的语录《论语》传世，陶龛校友仿《论语》编印《老青集》。该书1944年由江西青年正气出版社出版，印数很少。遗憾的是，这本《论语》式的《老青集》，我们至今还未找到。当时经办此事的校友现在无法找到，可能都已离开人世，在世的校友大都说只见到过，并不曾拥有过。
四是他过早离开了人世。
罗辀重于1950年清明节自溺于陶龛校内池塘。他本不会这样过早离开人世的。他的 “教育的革命”思想是爱国的．民主的。当时，他虽然不参加共产党，但也不参加国民党。他主持的陶龛学校聘任的教师中就有陈明．李品珍．陈素．刘汉英等共产党员。早在廿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临死前还被特邀参加湘乡县人民代表大会，出席益阳地区教育行政会议。他的死与他的弟媳直接相关上。
罗辀重的四弟早年病故，弟媳周某曾经在长沙与一男人勾搭，犯了族规，被罗家祠堂判三年不准回家。罗辀重见她拖儿带娃在外不便，说服族人，不到三年就将她接了回来。可她不思悔改，1949年底又与土改工作队员勾搭。她怕再受处罚，当罗辀重从益阳开会回来，正好土改工作队负责人外出开会，便与相好的土改工作队员先发制人，带头发难，散布流言蜚语，说罗辀重是“大地主”、“伪善人”、“封建卫道士”。他们不仅把矛头指向罗辀重，而且指向其他教师，指向陶龛学校。罗辀重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同事，保护陶龛学校。他溺水而去，是告诉人们他不是“自尽”，而是投身于“教育之水”；他选择清明而去，为的是表明自己的清白。
也许罗辀重稍微坚持一下，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一回来就会没事了。但罗辀重不可能这样想。当土改工作队员对他说，你办学四十年，收了那么多学租、学费，要他立即交出黄金，否则就要开大会斗争他这个“善霸”，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知道这是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政策，连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都被武装押送回老家黑裕口进行批斗，并当场被政府宣布撤销其副议长职务，还将其家人扫地出门，他一个特邀出席县的人大代表和的人岂能无事。他觉得只有自己选择尊严的死，那种侮辱人格的事才不会落到自己身上；他相信他的死，也许能换取刚刚建立的人民政府善待他的同事、学生和家人。
事实也真是这样：当地政府从优安葬了罗辀重，数千人送葬。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高文华听说罗辀重去世,“不胜惊讶与挽惜”。
五是世俗观念的影响。
有一种世俗观念：要推出一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如果推荐者不是大官、大名人或者外国人，而是一位普通老百姓，被推荐者不是大官大款，而是山乡俚士，那么即使他再好、再有价值，也很难得到官方的重视和世人的认可。
我曾经为罗辀重的研究去找省里一权威教育机构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加以指教。他们说：“佘老师，搞学术研究，就应该像你这样，只是现在象你这样的人太少了。遗憾的是，我们爱莫能助。要是你拿来的是X X X、X X(中央领导)，甚至X X X(省级领导)的教育思想研究，那就好办多了。”
我也曾经为罗辀重的研究自费到北京，想当面向教育部的领导汇报，结果不但部长见不到，连一个管科研的司长也不得见，最后把我打发到信访办。信访办的老头很感动，说一定要给我联系到部长，要我等一天。我等了三天都没有消息，不想再为难那老头……
我还曾将自己撰写的“罗辀重传略”，投给一“人物”杂志，被一编辑相中，可将近一年未见发表，最后收到编辑的退稿信，说他真想用这篇文稿，但几次讨论都未能通过，不是写作水平问题，而是写的这个人……
我的《教育之神罗辀重》申请“华夏英才基金”资助，《罗辀重素养教育叙论》申请国家科研经费，结果都泥牛入海无消息，原因都是评审者中谁也不知有罗辀重其人。《教育之神罗辀重》自费出版后，娄底市社联把它作为全市第一本专著推荐到省社联评奖，据说评委们连书都没有看。
好在现在有互联网，我办起了有独立域名的“万星楼”个人网站，辟有“教育之神研究”专栏。为了能真正做到“不负后人，无愧前人”，我将趁自己还能动脑动手的时候，把《罗辀重素养教育叙论》完成，并陆续发到网上。
发布时间：2010/1/9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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