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改革的成功尝试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405
乡村教育改革的成功尝试
——九探罗辀重的教育思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广大农村贫穷、落后、愚昧，它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注意和重视。如何解决这个乡村落后的问题，一些爱国人士提出“通过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的主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发起组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推动下，全国形成了一个乡村教育运动。罗辀重早在这一运动形成之前，就已献身乡村教育。这一运动兴起后，他既是积极的响应者，又是扎扎实实的实践者。可以说，他与陶行知一样，都是乡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们分别在江苏和湖南主办“晓庄学校”与“陶龛学校”，实施适合乡村实际的活教育，颇有声名，时称 “北有晓庄，南有陶龛”。
1927年，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必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改造乡村教育。他呼吁：“我们的新使命，是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罗辀重早在陶行知呼吁之前就走进了这创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的队伍，寻找乡村教育的生路。他埋首乡村近40年，所见的事实是全国十分之九的乡村的事实，所做的事业是改造乡村教育，改变乡村面貌的事业。他认为：“一切社会的改革，应以教育改革为基础”①。1991年，《湖南省教育志》主编刘欣森先生在给《陶龛九十校庆文献》所作序中说：“罗辀重先生对教育改革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1941年上期我在春元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时，曾和几位同学怀着好奇的心情去陶龛拜谒辀重先生，聆听他对教育改革的宏论。辀重先生平易近人，同我们谈了许多。由于我们幼稚无知，对他的言论理解的很少，但其中一句话—— ‘中国的教育如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却使我们这些对当时现实不满的青年深受感染，至今记忆犹新。”
罗辀重的乡村教育改革思想，有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因素，也有着民国政府所提倡的“新教育”的因素。他曾就陶龛学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公开答复过儿童的父母们②；他也曾公开表示要“虚心建立‘新教育’”③。但是，他所实施的“生活教育”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并不完全相同；他所要建立的“新教育”，与当时所提倡的“新教育”也不完全一样。他的乡村教育改造思想与做法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教做“真人”④。“真人”，就是“真诚的人”。人，最难得的是“真诚”；社会，最需要的是“真诚”；教育，最要紧的是教人“真诚”。20世纪40年代初，罗辀重曾撰文抨击当时所谓的“新教育”说：“我国近来倡行所谓‘新教育’，在表面上似乎是理论方法，应有尽有；唯实际上则这种新教育，只是盲从、粉饰、凌乱、空泛、无计划、无目的的教育。教出来的一般学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做人，亦没有立志要做怎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既不晓得怎样‘处世’，也不晓得怎样‘做人’……”⑤。因此，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始终坚持把“教人做 ‘人’，”⑥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他明确提出学校的重心是“群育”，从小教给儿童处世处群的知识，培养儿童处世处群的能力；他制定“血性’’校训，实施“血性教育”，并强调指出“血性教育的真谛在人类的同情心、真性情和理智融合为一，使多数人成为正气磅礴、生机盎然、有光有热、有血有泪的人”⑦ 。
罗辀重教做的“真人”，也就是这种“血性之人”。“血性之人”，处己“诚而愚”，“心地光明，行为正大”；待人“为他而不为己”、“见义恐后，见利恐先”⑧。这是“血性”之“真人”为人处世的两条根本原则。由这两条根本原则出发，对“真人”的具体表现和风范，罗辀重也有过许多的说明和阐述：如“不抽烟”，“不赌博”，“不打赤膊”，“不扯谎”⑨；“做错了事，能自己 承认，决不嫁祸于人”；“答应人家的事，决不失信，决不失约”；“能刻苦，肯负责”；“对公家的事，’能尽心竭力去做”；“他人有急难时，能尽力去救助”⑩；“敢于尽自己的职责，敢于向一切恶引诱坚决地说一个‘不’字，向一切应做的事说一个坚决的‘干字’”⑾；“爱国”、“有强健体格”、“勤劳耐苦”、“守纪律”、“合作互助”、“能过集体生活”、“临危不惧”、能“患难相处”，“不欺侮弱小”、“有牺牲精神”⑿；能“大公”“为群”，力戒“私”“为己”⒀；有“独立自动性”，没有“依靠性”，能“为父母服务”⒁；要“正当娱乐”，不要“不正当的乐”；“不要只图个人快乐，而要谋集团的快乐”；“不要因谋自己的快乐，而使别人苦恼，使别人哭泣”；“助人为快乐之本”⒂；“对校中雇用工人及厨工，都能有相当的礼貌”，“同学间‘大让小’，‘男让女’”⒃……
二是让文盲从各方面“睁大眼睛”。旧中国，成人中的文盲半文盲多达80％以上，儿童中的文盲半文盲也高达40％。而这些文盲半文盲又主要集中在占全国人口90％的农村，要改变乡村面貌，乡村教育就必须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光眼瞎”“睁大眼睛”，摔掉“文盲帽”。在扫盲的问题上，罗辀重与同时代其他爱国教育人士一样积极，一样重视，但他也有不同于别人的认识和做法。
罗辀重虽然也积极推行“教三”运动，发动组织每个学生和每一个识字者包教三个文盲，全面开展扫盲活动。但他最重视的是扫除青壮年农民中的文盲、半文盲，特别是注重堵塞少年儿童中新文盲的产生。他从1924年开始在陶龛学校添设补习班，救济年长的失学者，此后长年坚持，有时还开办夜校，就是为了使陶龛学校所能覆盖的区域内没有一个年长的失学者的存在。他严格遵循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凡儿童“只要已达入学年龄”、“不管智贤愚不肖”，也不管家庭富裕还是贫困，“无须经过什么入学检验，都可以报名上陶龛学校”⒄。他对贫困家庭的学生收费极低，并可以工以实物代替，甚至减免；而对富裕儿童的家庭则要加收“特别学费”。他针对农村“重男轻女”倾向严重的情况，在陶龛学校大量招收女生。他的目标是让所有学龄儿童都能上学，杜绝新文盲的产生。抗日战争时期，城市办学困难，乡村尤甚，有的学校停办，不少学校学生减少，而地处湘中偏僻乡村的陶龛学校，尽管政府的补助款没有了，教材难找了，而学生人数却在不断增加。
罗辀重为了扫除旧文盲、堵塞新文盲，想方设法让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上学，让所有的年长的失学者都能复学，并不只是让他们认几个字。他认为：“扫盲工作并不只是识字”，而是“需要更多的教育与更多的文字”，因为“文盲之所以为文盲”，不光只是不识字，而且体现为“政治盲、经济盲、社会盲、卫生盲、自卫盲”，尤其是“见理不明”的“理盲”，必须在这几个方面都使他们“睁大眼睛”⒅。他的乡村教育改革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他的“扫除文盲”，既是扫除“老看法”的“文字盲”，更重要的是扫除“政治盲”、“经济盲”、“社会盲”、“卫生盲”、“自卫盲”和“见理不明，患着瞀病”的“理盲”。
三是办学以“准备就业”为目标。罗重认为，改革乡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千千万万的新式农人”⒆，改变乡村面貌。因此，别人办中小学以“准备升学”为目标，他则以“准备就业”为目标，从小便对学生“施以一种职业准备教育”⒇。为此，他在教育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上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改革。
在教育教学内容上，罗辀重强调教给学生以“新式农人”所必备的“常识”、“常能”。陶龛学校开设的社会科学科目，重在教给学生政治、文学、英语等方面的常识，并特别注重习字，“国语教师随时指导习字外，另由唐君尧先生每日规定时间，讲授书法，复巡视各生习字，加以个别指导”，还经常举行习字比赛，“因为字在社会上应用之范围，实在太广”（21）。在自然科学方面，陶龛学校注重教授学生“各种真确而又实用的技能，叫他们去活用知识”，“在乡村中，就应用方面说，则珠算实较笔算为重要，故该校极注意珠算之指导与练习”（22）。在工艺教学内容方面，教做信封、扎花灯、编竹篱笆、线装课本、烧炉火等等，“差不多无一不是生活上必须之技能”（23）。正课之外，陶龛学校还有以“职业陶冶”为目标的各种活动小组不下30个，如珠算、应用文、木工、化工、雕刻、印刷、乐器、照相、园艺、理发、烹饪、缝纫等，这些都是与当时乡村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活动，“学生打破班界，各就志愿学习，这样兴趣特别增高；在校即养成一点常能，他日出校就业，自然就比较顺利”（24）。
在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上，罗辀重首先尽可能做到为满足“寻求真实的学问”，以“准备就业”所需的一切教育机构、设备和条件。陶龛学校不仅有教室、寝室、食堂、实验室、音乐室、阅览室、博物馆、图书馆和运动场，还有菜园、花圃、畜场、木工场、洗衣处、印刷处和消费合作社等；不仅有学前幼稚园、小学，中学实验班、特科班、选修班，还有乡村师范部、民众夜校等。这一切都是为学生将来“就业”而应接受的“生活教育”和“生产教育”所必需的设施和条件。
有人说：“人人要过生活，随处可过生活，何必一定要入校受生活教育?”罗辀重回答说： “在家中或在别处生活，目的是生活，不能得到教育；人人忙于生活，也无暇教育。在校之目的是教育，希望从生活里得到教育，在教育中充实生活。”又有人说：“要作田，要养猪，在家也可以做，也可以养，何必一定要入校受生产的教育?”罗辀重回答说：“在家作田养猪，只因袭陈法；为利益所关，不愿而且不敢去谋改进。在校则可以集体研究，大胆去试验。实践目的重在试验，不重在急于自己获利。试验结果好，固可以说是试验成功；即使不好，也可把经过情形公开出来，为继续研究其不好的原因在哪里。”（25）
罗辀重的教育方法论是“在做上学，在做上教”（26）。它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一样，脱胎于杜威的“从做中学”的理论并加以了某些改造。但罗辀重不光是在战时中学实验班“打破一切普通中学之成规，废除教室上课的形式……一切重在做，重在实践”（27），而且在陶龛幼稚园和小学也是“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课中”（28）。他强调求学(求知)的目的是“运用知识”，是“学以致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于城市大、中学校里的“舌辩雄风”，40年代的陶龛学校早巳出现。1947年上学期，陶龛学校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论题是：“原子能的发现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刘国璜为正方，陈里英(又名楚平)为反方。这种论辩是陶龛学校在以往开展演讲比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集道德涵养、文化积累、知识结构、逻辑思辩、心理素质、语言艺术、仪表仪态等于一体的高水平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是一般的演讲所无法比拟的，是对各种知识的综合运用，是对各种知识把握程度和运用水平的有力检验。罗辀重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展这种辩论赛，是很有眼光的。
以上三个方面是罗辀重针对当时农村实际提出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和实施措施。他还面向未来，提出了以“五育并重”为中心的“素养教育”思想，并认真实践。
为保证“素养教育”的实施，罗辀重采用“旬日教学制”增加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当时的教育部督学周邦道认为罗辀重有“特殊的眼光”，改周制为“旬制”，“合于古宜于今”，即“节省时间”，又“计算便利”（29）。所谓“节省时间”，就是增加了教学时间。“旬制”“较星期制每月可添出课时一天多，每天以6小时计，每学期可增出课时四、五十小时”（30）。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加班加点，加重学生的负担吗?”要说“加班加点”，陶龛学校不光是中小学生大多寄宿住校，就连幼稚园的小朋友也几乎都是住校的，而且“散假回到家中，也许比在校还要忙些”，忙什么呢?就是要“把在校所学的，到社会上去用用看”（31）。要说“加重学生负担”，陶龛师生毫无这种感觉。因为在该校不光是“读书”(灌输书本知识)，而主要是“求学(寻求真实的学问)。学校实施的是“生活教育”，教、学、做有机结合，没有死记呆背的知识灌注，只有愉快的知识领会与运用；学生入校时不按年龄固定编班，而按学业程度选择各科，还可选择在不同年级学习；课表的编排往往是同一学科在同一时间上课(称“集团教学”)，有些课按实际需要可连上几节；特别日则举行全校之活动集会，如大扫除、比赛、会试、娱乐、远足等。这样的学习，自然需要更多的时间。但这种学习本身就是“劳逸”结合的，是一种“愉快的”学习，与“加重负担”完全是两码事。
为适应“素养教育”的需要，罗辀重还特别注重信息的收集、传递与运用。陶龛学校收集信息的渠道主要有无线电收音、电话、订阅报刊和通信等。1936年，罗辀重在陶龛学校装置无线电收音机，每天让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收听记录，及时宣传，课余和晚上则组织师生一起听。1937年，由于学校分为初小、高小和农村实验中学三处，罗辀重又装设电话联络，后来还将电话扩展到胜岩、云下两个乡，以联络多方情报。安装、使用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话，这在当时的乡村小学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当时的当时的城市小学也是罕见的。报刊的订阅，即使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陶龛学校每年所订都在20种以上。《陶龛旬报》记载：1940年上期，陶龛学校所订报纸有重庆的《大公报》、《新民报》，长少的《国民日报》《国民简报》，还有《桂林力报》、《邵阳力报》、《青年日报》、《湘乡民报》等；所订刊物有重庆出版的《教与学》、《教育通讯》、《教育短波》以及《科学画报》等19种。除订阅报刊外，陶龛学校每年还要购进大量图书，学校设有两个图书馆，存书2万多册。长期坚持与海内外校友及其他兄弟学校通信，也是陶龛学校收集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陶龛学生毕业后，无论是外出就业工作，还是到抗日前线，或者到国外留学，大都经常将自已亲见亲闻的各种信息寄回母校。1933年，陶龛学校还接到美国小朋友寄来的画刊，其封面上题有“儿童友谊的世界”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字样，内有许多画片及信三封。1939-1940年，《陶龛旬报》发表的“校友来信达50多篇。另外，邀请各界人土到学校演讲，规定旬日休假和寒暑假回校要向学校报告见闻，经常召开敬老会、校友会和抗战军人家属聚餐会等，都是陶盒学校收集信息的渠道。
陶龛学校收集信息的渠道，同时也是传递信息的渠道。收集和传递信息，同时也在运用信息。当时大至世界反法西的斗争形势和中国各地抗战军民的活动，小到本乡本村的水旱虫灾和其他学校儿童们的各种活动的信息，陶龛学校都能收集到，并得到及时传递和运用。
在传递和运用信息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陶龛旬报》。该报从未脱期误期，将及时收集到的多种信息，及时传递给教师，同学、乡亲和国内外人士，起到了交流信息，鼓舞人心的良好社会效果。读者们对“旬报”反映极好。1944年，广东大浦中心小学为祝贺《陶龛旬报》发行200期，特制双心图案作为贺礼，并书赞词：“春风又绿江南路，陶铸黄魂自有人。”1950年底，陶龛学校改名“白鹭湾完全小学”后，还有一个美国朋友来信询问索要《陶龛旬报》。对于一个私立的乡村小学来说，能持之以恒办好一种校报，影响如此之大，效果如此之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还值得一提的是，罗辀重不是为信息而信息，而是把收集、传递运用信息做为一种教育手段，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使学生获取多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他长期坚持亲自撰写“每旬评论”，登在《陶龛旬报》上，并经常将自己的“教育主张”，教育教学经验、体会刊登在《陶龛旬报》上，通过“旬报”在自己与师生与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他除了让学生收听抄录广播，阅读报刊，写信联络，参与编印旬报外，还由学生主办校门口的壁报栏、漫画栏，让学生深入乡村搞演讲会，搞花灯宣传活动等。1938年暑假，他还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次“通信网”活动。他把全校师生按家庭所在地分别组成网络，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传送“旬报”和其他报刊，要把抗战形势用毛笔大字抄写张贴，要在夏夜纳凉时进行口头宣传，并要及时将各地活动情况反馈给学校。作家张天翼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长沙写信给罗辀重，说：“通讯网真是一种很切实的工作……真想马上就跑来参加才好”。就这样，罗辀重在陶龛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向学生传递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信息，发展学生的品德思想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认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审美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等，使学生得到多方面的实际的锻炼，获得多方面长足的进步。
与陶行知的实施乡村教育，实现农村改造的实验相比，罗辀重的改革乡村教育，改变乡村面貌的试验，应该说是成功的。
陶行知于1927年2月在南京开办晓庄中心小学，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进行实施乡村教育，实现农村改造的最初实验。学校附设小学师范院、幼稚师范院及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稚园4所，民众夜校、晓庄医院、晓庄联村校大会、中心菜园、中心木匠店等，并在当地提倡修路、设联村武术会。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忌恨，1930年4月，晓庄学校被封闭。1932年，他又组织“乡村改造社筹备会”，开始山海工学团试验，后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停止。陶行知的实施乡村教育，实现农村改造的试验时夭折时停止，其效果很难估价。他的乡村教育实验的实际重点在普及识字教育。严格地说，其乡村教育实验，除了对农村普及识字教育工作有所贡献外，很难说对改进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有多大促进作用。
罗辀重1920年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再次主政陶龛学校，立即将老师杜威的“生活教育”思想加以改造，实施改革乡村教育，改变乡村落后面貌的尝试。他以办完全小学为主体，兼设幼稚园，兼开乡村师范等，创办中学实验班、民众夜校、特科班、工读班等，附设木工场、印刷处、理发店、菜园农圃等，建立消费生产合作社、学生服务团、陶龛乡公所等。他的重点不是普及识字教育，而是给文盲以“更多的教育与更多的文字”，造就“千千万万的新式农人”，改变乡村落后面貌。他的这一尝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功：
第一，坚持了整整30年。罗辀重1920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到1950年离开人世，一直埋首湘中农村，坚持乡村教育改革试验，这在全国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国民党政府曾规定：乡校校长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他不愿加入国民党，又不愿放弃改革领导之责，于是让别人担任校长，自己以校董主任之职主持校政，坚持改革。
第二，独具特色。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上，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独具一格。其“血性”校训、“旬日教学制”、学校家庭化、学生自治、无分数教学、五育并重等特色，十分突出鲜明，不仅当时闻名海内外，而且至今被人广为传颂，具有永久继承发扬和借鉴价值。
第三，“乡邑风俗，为之转移”。罗辀重埋首湘中白鹭湾办学几十年，使白鹭湾一带学龄儿童没有不入学的，年长失学者没有不复读的，“外省县子弟，亦多向往就学”（32）；乡民们大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睁大了眼睛”；白鹭湾一带交通、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改变。1940年底到陶龛视导过的周邦道先生40多年后在《罗春驭先生传略》中概述这种变化时说：“陶龛……学风蔚变，影响所及，乡邑风俗，为之转移”。如今白鹭湾五六十岁以上的老者，和散布国内外各地的陶龛校友，对少时所见白路湾之繁荣景象，无不津津乐道，无不生出怀念之情。
第四，其改革立足当时，面向未来，实为当今基础教育改革的典范。罗辀重在陶龛实施的基础教育改革，包容当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梁漱溟的“平民教育”、晏阳初的“乡村教育”，乃至雷沛鸿的“国民教育”的积极因素，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而形成为自己独具特色的“素养教育”。其“素养教育”的许多内容正是我们今天“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所探索的。
1997年2月
①③④⑹⑺ 1947年12月18日《陶龛旬报》“我们对教育的主张”。
⑵⒁⒃1943年2月18日《陶龛旬报》。
⑸1941年7月20日《湘乡民报》‘教育之当头棒”。
⑻⑽1929年3月28日《湘乡民报》“陶龛的校训—血性”。
⑼《陶龛二十二年同学录》。
⑾1943年7月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
⑿1937-1943年陶龛学校招生广告。
⒀1940年2月28日《陶龛旬报》‘开学的话”。
⒂1939年11月8日《陶龛旬报》“乐”。
⒄（21）（22）（23）1937年《湖南教育》“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⒅1943年6月18日《陶龛旬报》。
⒆1939年12月28日《陶龛旬报》“异哉所谓——毕业生出路问题”。
⒇1947年1月28日《陶龛旬报》“我们的中学实验班”。
（24）1931年2月12日《湘乡民报》“陶龛学校受教育厅嘉奖”。
（25）（26）（27）1938年2月8日《陶龛旬报》“陶龛学校试办战时农村实验中学班”。
（28）《陶龛学校聘约》。
（29）1939年12月1日《湘乡民报》。
（30）1932年2月14日《湘乡民报》。
（31）1939年7月28日《陶龛旬报》“暑假中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么?”
（32）1983年《华学月刊》第141期“罗春驭先生传略”。
发布时间：2008/10/9 【打印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