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养教育设备论（全节）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742
第二章“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四节 素养教育设备论
1947年12月，罗辀重在《“读书”，还是“求学”》的讲话中指出：学校“是专为求学而设的，它除求学外，没有别用。所以它要有便于求学的一切设备，如博物馆、实验室、图书馆、农圃、工作场等。”
素养教育不只是教人识字读书，而是教人做人。学生到学校上学，也就是求学做人。1943年，罗辀重在《本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公开答复儿童的父母们》中说：学生“倘专为识字读书，则尽可买些教科书在家学，请家师教，又何必入校。须知人在儿童时期，必须有多方面之接触，”，“儿童在校，一切行动都是学习”。这种学习，就是从多方面求学做人，“向有学问的人求，向实验室求，向大自然求，向工厂农场求，也向书本求”（ 《“读书”，还是“求学”》）。那么专负“教人做人”之责的学校，首先必须拥有“教人做人”的多方面的设备。
1912年，罗辀重第一次主持陶龛学校时，学校设备还很简陋，校舍就是几间住宅，规模也不过是初小三个班。1920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重主陶龛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改善教育设备。他带头加捐祖上田租100石作为建校预备金。1921年，其堂弟罗季则将住宅扶余山庄全屋捐出，其堂兄罗仲渊则捐出了自己所有的藏书。接着，增设补习科、民众夜校，救济年长失学者；开辟竹山，扩大运动场地；设阅报社于校外，建图书馆于校门楼上；在座右菜园内建新院，取名“爱迪生院”；组织食事经理处，成立“三.八”缝纫社等。到30年代初，陶龛学校校舍比20年代初扩大了一倍，并有了图书馆、博物馆，操场等，教育设备基本敷用。
1933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吴研因视察湖南教育，他在视察报告中对陶龛学校的教育设备已基本敷用有比较祥细的记述。他写道：陶龛学校“有普通教室八，自然、音乐教室各一，操场面积亦勉强敷用。图书五千册，以旧书为多，儿童用书则分阶段并用特种卡片标明。仪器量不多，约二百八十件。运动设备敷用。劳作设备尤富，有菜园、花圃、畜场、木工场、洗衣处、印刷处等”。
王工、袁昌强先生在《献身乡村教育的留学生》一文中说：“如果认为罗辀重仅仅是出钱、出物办好这所乡村小学，那就错了”，他“是把陶龛学校当作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基地来办的”。
是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办好一所乡村小学，罗辀重在财力物力紧张的情况下，不必急于去增设补习科、民众夜校；也不必急于去设阅报社于校外。他是要在穷乡僻壤，用教育来改变乡民，改变乡村。这种教育，就是素养教育。素养教育的对象不光是在校学生，也包括乡民。所以，学校教育的设备也要有适合乡民的。
1938年2月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陶龛学校试办战时农村实验中学班》一文，文中提到：“教育向来不仅是消耗的，而且是浪费的。”因此，没有经费、没有设备的学校“不成其为学校”。但他在《〈师范教育放言〉的商榷的商榷》一文中，不赞成“商榷”的作者简单地用“经费是否充裕，设备是否完全”，来评定学校的好坏。他认为不能把“那些艰苦卓绝，在乡村中用最经济的方法，在不花钱的范围内埋头实施新教育的学校”“一笔抹杀，通称之为坏学校”。他把自己主持的陶龛学校划为这种学校，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一文的“经济状况”一节中，表明陶龛学校是在“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
1941年，湖南省教育厅督学在私立陶龛学校的视导报告中，指出陶龛学校的教育设备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校舍建筑似少整体规划，校内交通尤觉散漫而无系统”、“仪器标本不多”等，但充分肯定“教育主任罗辀重专心办学，不事外务，久而益坚，实属难能”。 湖南省教育厅根据这个报告训令：陶龛学校“教育主任罗辀重，尽瘁教育，未尝稍懈，殊属难得，应予明令嘉奖，以资鼓励。
20世纪早期，罗辀重在穷乡僻壤的白鹭湾，用最少的经费，办理了最好的教育。但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在互联网上还经常看到有人说：今天还有不少山里学校，设备“非常简陋，没有一块象样的黑板，没有老师的课桌，没有篮球，足球，教室外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操场，没有干净明亮的教室”。
这种现象的存在，还并不那么可怕，它可以由我们人去改变它。可是，改变它的人却“不敢奢求什么，只想有书读，只想有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教室”。看来，21世纪了，我们不少人的思想却还停留“学校只是读书的地方”的认识水平上，这对我们的学校教育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的教育改革来说，倒是有点可怕。
罗辀重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清醒地认识到：学生到学校上学，不能说是去“读书”，而应该说是去“求学”；学校是“是专为求学而设的”，“所以它要有便于求学的一切设备”。 求学的设备需要钱，需要经费，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是私立学校，经费“少得可惊”。但他从不抱怨，从不发牢骚，而是千方百计，埋头苦干，“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1928年，罗辀重将陶龛校园内大厅的前墙改造为素养教育的重要设备。墙额石刻校训，“血性”二字，系30年代中国书法家唐驼所书；左墙为经常更换的巨幅绘画，右墙上则经常整齐地张贴更换一些用大字书写的标语。陶龛师生把这面墙叫作“教育墙”。
陶龛“教育墙”上的大型壁画，由学校美术教师所作。这种壁画既给师生以“美”的享受，又给师生以“德”的熏陶。20世纪30年代后期 ，“教育墙” 上有朱道兴先生绘的大型“海陆空作战”壁画。它宽达数丈，高达数尺，那海陆空的战斗场面，那比真人还高大的军民威武形象，那用廉价购置的黑烟土兰颜色，配上“平时要有战时的准备”和“战时要有平时的镇静”的两条醒目的标语，不独给每个师生和每位过路者以强烈的战时印象，而且显示出一股救亡图存的巨大号召力，使人产生一种激昂慷慨的情感。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副大型抗战壁画换成了大型理想壁画，作者刘钦武，标题为：“未来之农村—沙漠变成绿洲”。图为广大的乡村景色，农作物都已成熟，一片金黄色，奇花怒放，稀疏地有着立体式工厂及住屋，有气象台式之圆顶建筑物，似为原子能量贮藏所。工厂里的机器在转动，却不须一人照看；汽车在道上奔驰，却不须内燃机；每户人家都能得到大量电力，而电力公司不用煤，不生烟，空气变得格外新鲜。它警示世人不要用原子弹去杀人，不要破坏环境，鼓舞世人要用原子能为人类谋幸福，使沙漠变绿洲的空想成为现实。
陶龛“教育墙”的标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生守则”之类的。如“陶龛学生是大让小，男让女的”；“陶龛学生是诚实的”；“陶龛学生是见义勇为的”； “陶龛学生是喜欢打赤脚的”；“陶龛学生是不扯谎的”；“陶龛学生是不打赤膊的” ；二是教育思想、教育主张之类的。如1947年，陶龛学校在教育墙上“我们对教育的主张”的大幅标题下，陆续更换张贴过大量标语，诸如：“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是浸润的，靠潜移默化，不能立见功效”；“一切社会改革，应以教育改革为基础”；“一切规章宣言之基础，应建筑在教育上面”；“儿童良好的品性，须从心理的观察出发，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实际的活动中训练’；“跟人民学，跟小孩子学”等等。
陶龛校舍后面有个小山，山上长着许多竹、树和野花野草，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花园”。陶龛学校低年级学生很喜欢到这里玩耍。罗辀重又因势利导，于1932年“四四”儿童节前，正式雇工加以修茸，将其开辟为“小友园地”，以作该年“四四”儿童节纪念。1933 年“四四”儿童节，学校又在此建了一座简易的茅棚，架上秋千等玩具，取名为“四四亭”，并正式招收幼稚班。此后，小友园地游乐器具不断添置，环境不断优化，小朋友都把它当作幸福的“乐园”。
当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吴研因，视察陶龛学校，肯定学校教育设备“敷用”时，罗辀重并不以为满足，而是继续改善增添教育设备。
1933年年底，陶龛学校高小22班毕业，该班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在校园“小友园地”修建了一个“念念亭”作留校纪念。这以后，陶龛学校几乎每年暑假和寒假毕业的学生，都要集体在学校留下一个或大或小的纪念物，有“象形喷水池”、“小篮球场”、“鸟的家”、“日晷台”、“八用钟”、“旗杆”、“三益路”、“ 三益路雨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眺望楼”、“螺旋亭”、“中院灯塔”、“游戏场石堰”、“图书承尘板”、“中院天井v形栏杆”、“防空洞”、“纪念堂讲坛桌”等等。
与此同时，罗辀重还另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为学校配置了无线电收音机，修建了建校“30周纪念堂”用作高小教学室，并在高小部和初小部之间架设了电话线，后来又开设了长途电话；还将手抄《陶龛旬报》升为石印，拆掉旧会堂和食堂另建二层新楼房，并将光明室升一层为仲渊图书馆，又特制大沙滤桶改善饮水条件；接着又重建了图书馆、阅览室，并修建了“建校40周年纪念物”—“造血楼”等。
1940年4月，陶龛图书馆设置了一个玻璃柜窗，从一些新书报上选些有关新知识的画片陈列，名曰：新知识杂货店。这些画片，—日一换。上午陈列时不加任何说明，让观者自己去分辨，去思考，去翻阅有关资料寻找答案。玻璃窗旁设有一投稿箱，任何人都可以投稿说明作答。下午开箱验看，选说明答案最佳者公布于图侧，并奖给当选者画片一张。罗辀重把这个玻璃柜窗命名为：“新知识杂货店”。
“新知识杂货店”，流水不腐。陶龛的这一新型的教学设备，使人增加了运用脑子的好机会。它不仅吸了广大同学，也吸引了广大教职工，在无形中，师生们都增长了不少新知识。投稿者一次比一次的增多，大家都以投稿当选为荣。据1940年5月18日《陶龛旬报》报道，“杂货店”开张才一个月，就有20余人当选得赠照片。有的学生多次当选，其中朱鸣时当选7次，蒋其玉当选3次，秦至雄、李县梧、李应金等各当选2次。该年“五一劳动节”，杂货店公布为 “劳工抬巨木上山”征歌。10岁儿童彭乐怡投稿又快又好，语句自然流畅：“劳动节，加劲抬!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嘿嗬嘿，加劲抬!三八制度人人喜，要打退敌人才取得。嘿嗬嘿，加劲抬!”
20世纪30年代求学陶龛的青海校友肖泌洋回忆说：陶龛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尽善尽美的生活”，“就我的专业来说，我第一次看到电影是在陶龛学校，第一次见到收音机是在陶龛学校，第一次看到钢琴、弹奏钢琴是在陶龛学校，图书馆、理化实验室、标本室都奇迹般地出现在陶龛学校”。
1950年秋，陶龛学校移交给人民政府时，占地面积80多亩，有房屋11栋87间，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图书馆3个（每个一大间藏书室）、阅览室2间、藏书2万5千多册；博物馆占房2间，有动物、植物、生理、军器等模型54种及标本314种，有物理、化学仪器130件，有各种挂图200多套；劳动、体育设备齐全，校内一篮球场、网球场和乒乓球室，校外有足球场和4处实验农场；另有学校消费合作社及所设理发部、印刷部、缝纫部等。
1983年3月，另一位20世纪30年代求学陶龛的长沙校友刘维岳说：“在我的记忆里，学校教室敞亮，建有图书馆、爱迪生院、30周年纪念堂、学生宿舍，还有宽大的操坪，文体活动的设备也很齐全，即使是以80年代的眼光来衡量，是一般小学和农村中学所不及的。”
湖南涟源陶龛校友周正初，在他的回忆录《难忘！难忘！终生难忘》中，特别提到爱迪生院的博物馆。他把它称为“神奇的博物馆”。
周正初回忆说：“陶龛的爱迪生院是栋一楼一底的砖房，左有板梯，右有滑梯；两端是教室，正中是博物馆。馆中悬挂爱迪生的肖像，陈列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可说是应有尽有。”他未到陶龛上学时，常到陶龛学校玩，看博物馆，“每次都会爬在窗户上看老半天”。爱迪生院楼左端是算术课的教学室，周正初到陶龛上学后，每次上算术课，“都提早去，课后迟迟离开”，为的就是找机会尾随取、送仪器和标本的先生，到博物馆看看。他说：“里边玻璃缸很多很多，都是浸制标本，连人胎都有好多个。不知去了多少次，才看到一只大耳朵猪胎下巴边有两个肉瘤，这大概就是人们传说的可以变成象牙的异腿吧。还有蛇类浸制标本让我看了害怕，但还是要看要问。三角头的毒蛇和圆头的无毒蛇就是在博物馆里分清楚的，一些五颜六色禽鸟剥制标本我很爱看，有时还会从窗户外看着画一画。一个分格的大木盒子装着各种矿物标本，上面盖着玻璃。我发现有一种铜矿，金光闪闪，方方正正，—块一块的，跟我家药柜中的“自然铜”一模一样；就从家里拿了几粒去请教讲常识课的邹先生：是不是一样的铜矿?为什么能做药用?馆里还藏有两个防毒面具，我真想试戴一下，但从不敢动手”。他感叹：“博物馆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让我感到总总看不够；让我养成了好奇求知的习惯，让我明白了辀师提出的要‘求学’莫读死书的道理。陶龛的先生们教学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一信条影响了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
200l年12月9日，我在娄底电力宾馆见到一位叫杨永凡的老师，他父亲杨鸽桃在陶龛当过工友。他对我说：父亲对陶龛那是了如指掌，在世时天天给儿女们讲陶龛，儿女们都能背了下来。他当即就给我背起来：“陶龛大门楼上是图书馆，两边是餐厅厨房，每个餐厅20桌。前面是花园，有喷泉、十字厅。十字厅是教师住房，上有钟楼。进大门右手边是30周年纪念堂，有4个教学室；左手边是吊有4根绳子的柱人坪；学生宿舍在教学室的后边。1949年又砌有宿舍，取名‘解放宿舍’，三层楼。侧面有个大操坪，跳远的沙池有2个，还有秋千。博物馆、教学仪器，一应俱全，生物标本与活的一样。教学室、教师办公室、寝室，到处门上都有‘血性’二字。陶龛的藏书很多，光明室有一屋，很多是英文书，有线装的，也有布壳子的……陶龛办学，与现在相比，是天地之差。”
罗辀重不仅尽可能做到让学校有比较完善的素养教育设备，而且尽可能做到对这些设备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充分的利用。
对陶龛学校的商店、照相、印刷、理发、缝纫等设备，罗辀重于20世纪30年代初采取建立“陶龛消费合作社”来进行管理、利用，一直坚持到1950年学校被人民政府接管为止。
陶龛消费合作社，开始仅有个经营日杂、百货、文具的商店，叫陶龛商店。不久，罗辀重将自己在美国留学带回的照相机献出，陶龛商店于是又多了个摄影室。20世纪20年代末求学陶龛的郑州校友万民裕回忆说：“辀师擅长摄影艺术，曾拍有白鹅照，从操场八角门摄入，显得生动艺术。学校有暗室设备，能冲能晒印。”1934年，陶龛商店又添设了印刷、理发二部，于是陶龛商店正式改名为陶龛消费合作社。
陶龛消费合作社不仅供学校师生消费，而且也对外营业。但它与今天的一些学校靠收取管理费等创收，让人在学校承包办商店、办食堂、开印刷厂等完全不同。
陶龛消费合作社是负责师生消费和投资增值的经济组织。它由学生入股经营。每学期初，新生交股金。股息红利不分，一般常转食事经理处，用于弥补伙食之亏数。每学年结束，学生所交股金，毕业生照退并获得纪念品或奖品，肄业生则一般存社，作为下学期入股之用。
陶龛消费合作社同时又是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教学组织。它由学生自己管理，每班每次选举4名学生轮流学习、服务。学校为注重生活教育，曾编印了一种《陶龛学生在校生活手册》，其内容是将所有学生在校生活应该注意及应该登记之各事，包括学期中各科个人成绩，一一表列出来，随时填写，随时参阅，可知学生之一切进行状况。手册登记，统一由消费合作社专门学生负责。学生放假回家，则带回呈家长阅看。
1939年11月8日，《陶龛旬报》发表该校25班学生朱威隅、李长云和邓恩圣的文章： 《我们在合作社学着营业一旬》。
文章写道：“我们自10月19日到营业部去服务，到10月30日才脱离一旬一班的营业责任……我们有4人，做营业的做营业，打算盘的专打算盘，登生活手册的专登生活手册，发货的专发货……这旬内，我们营业的结果……差数8角2分，我们4人每人弥补2角2分。这2角2分的亏，是怪我们自己总是上错数，或在现金找出找进中弄错了。我们总觉不安，但老师却安慰我们……总算学得了很多的实际经验，每人亏2角2分等于每个人得了2万2千元的教训啊。”
如果有人说，20 世纪初期，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就有数万册藏书的图书馆，并实行开架借书，你也许不相信。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就是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的图书馆。
陶龛学校的图书馆名义上有3 个。一个是1929 年正式建立的陶龛图书馆。第二个是1931 年，校董罗仲渊见学校图书馆书籍不多，便将家藏旧书数万卷借给师生阅览，1934 年病故时又遗嘱拨谷百担扩建图书馆，后取名为“仲渊图书馆”；第三个是从陶龛图书馆分出一些书籍建立的陶龛儿童图书馆。3 个图书馆都在学校校门楼上，实际就是3大间藏书室，两大间阅览室。每个图书馆一间大藏书室，儿童图书馆独占一间阅览室，陶龛图书馆和“仲渊图书馆”共一间阅览室。另外，陶龛学校每个班还有图书站。
陶龛学校的图书馆名义上有3 个。一个是1929 年正式建立的陶龛图书馆。第二个是1931 年，校董罗仲渊见学校图书馆书籍不多，便将家藏旧书数万卷借给师生阅览，1934 年病故时又遗嘱拨谷百担扩建图书馆，后取名为“仲渊图书馆”；第三个是从陶龛图书馆分出一些书籍建立的陶龛儿童图书馆。3 个图书馆都在学校校门楼上，实际就是3大间藏书室，两大间阅览室。每个图书馆一间大藏书室，儿童图书馆独占一间阅览室，陶龛图书馆和“仲渊图书馆”共一间阅览室。另外，陶龛学校每个班还有图书站。
陶龛的图书馆一般在旬休日整天开放，平时下课后也开放供师生借阅。当时，凡适合儿童和青少年学生阅读的书刊和课外读物，陶龛学校都尽力订购；古今文学要籍、“万有文库”等也购置收藏。据记载，1941年上学期，陶龛的儿童图书馆已有包括“万有文库”在内的各种书籍一万二千多册，订有《大公报》（重庆）、《新民报》等11种报纸和《教与学》《科学画报》等杂志20种。另外，原陶龛图书馆和“仲渊图书馆”合并，统称“仲渊图书馆”，亦有藏历上万册，主要是经史子集的线装书及各种教育、教学资料。
陶龛学校的图书馆，刚开始时也像一般城市的图书馆一样，馆员坐在藏书室门口，师生借阅图书，首先要向馆员取借书条，然而查目录找到要借的书，填在借书条上，并填上姓名住址，手续相当麻烦。特别是儿童，根本不知书名，又不会填借条，从而无法借书。针对这一情况，1943年初，陶龛的图书馆除“仲渊图书馆”的线装书外，全部开始实试“开架式”。这种“图书馆开架式”的制度也一直坚持到1950年。
1943年5月2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文章，专门谈“图书馆的开架式”。他在文中指出：图书馆与藏书楼不同，“藏书楼以珍重保藏书籍为职志，最怕被人翻坏或遗失；图书馆则以为读者服务为目的，要使馆内无不被读的书”，“所以一个图书馆的设置，一定要着眼到为读者谋便利，使他们能够容易看到他要看的书”。为了便利读者，陶龛学校的图书馆才决定改行“开架式”。
什么叫“开架式”？罗辀重说：“就是撤销藏书室，把书架搬到阅览室，完全公开，任人自由入架间选择要看的书。馆员坐在阅览室，只须负监察之责及闭馆后清书入架之任务。”
陶龛学校的图书馆改行“开架式”后，师生们非常喜欢，特别是是儿童，连幼稚班的儿童也很乐意到图书馆找他们想看的“小人书”。儿童们到“开架式”的图书馆看书，都能认真做到辀重先生提出的“第一要注意的是：你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看，看后你就把书放在阅览桌上好了，你不知原来取书的地方，千万不要乱插进架中去”。
20世纪30年代在陶龛学校任过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曾在《罗辀重论》一文中，批评罗辀重不重视“美育”。 他说：“罗先生只想养成勇于服务的人，因此对无显明益处的美育训练绝不注意。”但他同时又发出感叹：“罗先生轻视美育，殊是奇怪。”
的确，罗辀重在陶龛学校，没有聘请美术专家担任美术教学，学生的画具也不主张用西洋颜料、西洋纸，而是用本国土纸，并装订成册，不准随画随弃。为避免浪费计，罗辀重还同意学校艺术指导宾书勋先生的提议：低年级初步涂鸦，即用废报纸，坏毛笔代之。罗辀重这样做，其实并非是对美育不重视，只不过是“提倡美育的土法”。
1940年7月1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小学美术教学外行谈”，详细谈了他“提倡”的“美育的土法”。他在文章开头分析了美育不被人重视的原因。他说：“本来美育是和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不知何年何月何人，强把国语、算术定为主要科目，而把美术定为随意科”，“加以大家以为教学美术，一定要专家，专家难聘，只好从缺；教学美术的又感到教材和画具之缺乏，教学时，也不起劲；教者学者，以上美术课为苦事” ，“于是美术就始终不被人重视”。 接着，他就以“外行”的意见，提出了他的“美育土法”。
罗辀重的“美育土法”，就是解决“美育”不被人重视的三大难题：一、“专家难聘”；二、教材、画具“缺乏” ；三、“教者学者”以为“苦事”。
关于“专家难聘”。罗辀重认为：“小学教学美术”，与专业美术学校不同，它“根本谈不上什么专门，只不过是一种常识的灌输与培养”，而“常识又是任何人决不可少的，又是只要有常识的人就可以担任教学的”。因此，他主张：儿童“决不可”不学美术，小学“决不可” 不开美术课，而美术教师不一定要是美术“专家”，只要懂得美术“常识”而富有“服务”精神“就可以”。
关于教材、画具“缺乏” 。罗辀重认为：“美术常识”，“随处都与生活有关”。因此，他主张：“教材”，“如与其他各科取得密切联系”，就“决不虞缺乏”，诸如“算术有桃价的乘法，则指导画出桃若干与相等的镍币数”、“自然讲蝇，则画放大之蝇”；至于“画具”，他主张：“小学生习画”可“尽量用本国土纸”，而“木刻画、泥刻画”，“不花什么本钱的，更可多多采用”。
关于“教者学者”以为“苦事”。罗辀重认为：教者“不起劲”，学者“为苦事”，是因为教者不将美术与“生活”联系，学者不懂美术“常识”无兴趣。他主张：“小学美术教学，暂且莫讲什么欣赏名画，至少要把宣传画的看法、连环画的次第、画题之解法多和儿童说明，多介绍他们去看”。这样，儿童对美术才有“兴趣”，儿童有了兴趣，老师也就“起劲”了。
罗辀重“提倡美育土法”，反映了他关于素养教育设备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因校制宜、因地制宜。李品珍先生如果了解了罗辀重的这一观点，就不会认为罗辀重“轻视美育”，更不会发出“殊是奇怪” 的感叹。
罗辀重的这一“美育土法”，深受陶龛师生的欢迎。儿童们非常喜欢美术课，喜欢画画。
有位20世纪40年代求学陶龛的长沙校友徐检常，于1992年回忆说：1947年，语文老师“要求学生用记叙文体裁”写一篇作文，家他“因旬休日喜欢外出写生，常到设在学校不远的涟水河东岸的一家煤栈去玩，耳闻目睹了煤栈经营的情况，就以‘煤栈的一天’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并在作文本上画了一幅‘煤栈全景’的速写”。“文章”“写得并不出色”，“也许是那幅画特别显眼”，“被辀师看到了，连文带画刊登在《陶龛旬报》上”。学期结束，他的“成绩通知单上除了班主任的评语外，辀师又特意加了一条评语：‘该同学富有美术天才”’。 经辀师的“鼓励”，他“对美术更有兴趣了”，“只可惜高中毕业报考艺术院校因眼睛色盲而未能如愿”。
像徐检常先生一样，儿童时代在陶龛的素养教育中，被发现有“美术天才”的很多，后来成为著名书画家的也不少，如大陆的罗尔纯、刘范国，台湾及海外的喻乐静、萧一苇等。
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地处偏僻乡村，也有偏僻乡村的优势，那就是“学校空地很宽”。罗辀重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校园外“辟有4个农场”，作为儿童们专门“向大自然”求学的设备。另外，学校“因经济关系”，“教学所需的标本仪器”，“无法购全”，“好在乡村中之大自然环境，可称应有尽有”，他们教学时就“多注重在野外实地观察研究”。
罗辀重就是这样，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校制宜、因地制宜，“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 （《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在罗辀重素养教育设备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陶龛校报、校刊。
1932年上学期，陶龛学校正式改“周制”(星期制)为“旬制” (十日制)，其校报—《陶龛旬报》也随之创办，每月逢8出刊。
《陶龛旬报》最初为手抄报，将学校有关消息，用大字抄好张贴在墙上，供师生阅览。1937年9月18日在导师成之恒的提议下创办石印报，将收听广播中抄收的消息、校友的来信、学生的作文和活动等编印出来，赠送给师生和家长(后改为订阅)，每期约400份。后来，信息量日增，编印质量日高，逐步在本乡和附近兄弟学校流传。1940年，经内政部审核，批准在全国发行，并通过校友等远传到日本、印度和欧美地区。1942年，湘乡县政府奖励1000元，并通令全县各校普遍订阅，其发行最高量达2200多份。1947年又改为铅印报。该报每旬一期，坚持13年，从未脱期误期，当时的中央图书馆按期索要2份，现在的湖南省图书馆仍存有一小半《陶龛旬报》。
《陶龛旬报》从组稿、编排到校对，均由学校主持人罗辀重一手经办。几乎每一期他都要写一篇文章，有时还亲自担任缮写。在罗辀重的主持下，《陶龛旬报》先后辟有“时事简报”(一旬时事)、“校闻”(学校旬讯)、“儿童文艺”(儿童园地)、小言论(时事述评)、校友之页(校友信箱)、“教育消息”(教育法令)、“一旬一人”、“青年问答”等许多专栏，内容丰富新鲜，文字浅显易懂，很爱读者欢迎。
陶龛学校为了活跃学生思想，不断增长学生知识，除了在图书馆前设置 “新知识杂货店’’外，还在《陶龛旬报》上开辟了一个《征答》专栏，从189期开始，几乎期期都有，很少间断。“征答”题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很合儿童口味。如：第二次“征答”是一副倒顺可看的人头画，要求答出顺看像哪种人，倒看又像那种人；第三次“征答”则是一幅历史名画，要求把画中的故事写出来。
陶龛学校的“新知识杂货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本校师生，而《陶龛旬报》 “征答”专栏的服务对象则是所有《陶龛旬报》读者。他们规定：谁把答案最先送到旬报社并且答得正确的(这种最先送到与答对，分校内和校外两种)，赠风景明信片一张。这些风景明信片大都是学校主持人罗辆重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购置、收藏带回的。
1938年5月，为提高儿童作文兴趣、发表能力，学校初小部又创办了《陶初旬报》，由各班举出儿童负编辑之责，每逢旬九出报。从此，《陶龛旬报》有了“姊妹刊”。
1940年，陶龛又班报风起。报名不一，大都冠以班的序数，如37班的叫《三七旬刊》，42班的叫《四二旬刊》，40班的叫《四0园地》，61班的叫《六一旬报》，也有几个班联合办的，如45和46两个班合办的班报，取名《四十五·四十六班园地》。
陶龛校报、校刊，既是陶龛师生集传播运用信息的阵地，也是“群德体智美”五育教学训练及检验的园地，是素养教育不可或缺的举措和设备。
发布时间：2010/11/10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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