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件大事之一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324
我的三件大事之一
佘国纲
“人生在世，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不光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也！为别人，就要不妨碍别人，就要为当世人做点有益的事，为后世人留点有价值的东西；为自己，就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从事一切自己所喜欢的活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说了自己想说的、该说的、能说的，做了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也就行了，不必为自已成就的大小沾沾自喜或自责，也不必因此感天谢地或怨天尤人，快快乐乐渡人生。”这是我20世纪70年代初得出的人生格言。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活得较累。上小学时，成绩虽好，但表现总不如老师的意，连少先队都很难加入，很苦恼。上中学，因为头发往往露在帽子外面，不合老师要求，常挨批评；要求加入共青团不批，团总支举办“谈理想”演讲比赛，却要我去，并说能获奖，结果果然得了第一名。上大学，尽管成绩优秀，但写电影剧本，硬说你是不安心专业；因为说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雷锋也是有缺点的”，结果就不许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好不容易争取下去了，好好表现，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可接着学校又另开会，重新评，就给评了下去，还是老工作队员闻知赶到，才又补了上去，我竟委屈得哭了。大学毕业，进军垦农场，因说敲碗搞“餐敬”等是对毛主席不礼貌，很不得指导员喜欢，身心总感到沉甸甸的。
1970年初的一天，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指导员在集会上指出：“有的人不讲礼貌，见到连长、指导员，连喊都不喊一声。”我对号入座，知道是讲自己，思想着也要改改才是。会后不久就在厕所门口碰到了指导员。他从厕所里出来，我上厕所去。喊，还是不喊？我竟“斗私批修”了好几分钟，最后突然像脑袋炸裂了一下，终于没有喊。
此后，我好像脱胎换了骨，身心轻松。别的人都在为分配事奔忙，而我则一开始就做好了回乡任教的打算。也许是情绪稳定，离队时竟要我担任去邵阳地区一组人员的副组长。到了邵阳，涟源县“四个面向办”的主任说要我去涟源，我就去了涟源。在县里留了一段，就要我去涟源四中，我就去了涟源四中。后来又要我到涟源县教学辅导站，我便又回到了县城。1984年调到娄底地区（现为“市”），直至今日。
虽然工作的单位不能自己决定，但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遇事已能“坦然”。我“坦然”渡过了涟源四中大字报围攻的风波，“坦然”面对了在县里因提意见而差点进班房的危机，“坦然”放过了历史论文的被抄和电视剧的夭折，“坦然”地闯过了多次车祸而大难无损，等等。虽然已在为自己为世人中得到了快乐，但还没有为后人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既为后人，也为世人，当然也是为自己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名为我的三件大事，实际上是我们的三件大事，因为这三件大事，始终都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关爱和支持。
独纂并出版《湘中教育志》
20世纪70年代到涟源从事教育工作，发现湘中地方的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特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于是一直留心这方面的资料。80年代到了地区，正逢大修地方志。宣传部领导一度想要我参与，我做了编一部好志的心理准备，但最终没要我去。不过，地区志是分战线分部门包干，地区教委组织了8人的写作班子编纂“教育篇”，我是其中的一个。8人分工很快就应付完成，送审则未能通过，领导便要我一人在完成历史教研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此同时，我还要一人完成宣传部交给的编纂《当代中国的湖南．娄底地区篇》（外地区都是4－6人的专门班子），和一人撰写乡土教材《娄底历史》。我把众人写的“教育篇”看了又看，觉得修改还不如重写。得到领导认可后，先不忙写，而是收集资料。在地区志办的催促下，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我重写了 “教育篇”，并且很顺利地通过了评审。
这时，我感到几万字的“教育篇”将丢失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便萌发出编纂一部大型“教育专志”的念头。没有领导点头，我想先搞出来再说。于是就自己油印调查表，更加广泛深入地收集资料，同时构思、撰写，终于在1993年底拿出了120万字的“地区教育志”书稿。口头多次请求领导拨款出版，无人表态。最后只好书面报告请示，提出3个方案：一是作为官书，由我一人编纂，领导审定，公费出版发行；二是仍作为官书，领导审定，单位垫资7万，由我一人承包编纂出版，并负责偿还垫付款项；三是领导审定，由我一人自筹集资金承包编纂出版。领导们经过研究，批准了第三方案。
1994年，我在历史教研工作之余全力以赴，联系出版社、筹集资金，并继续核实资料，及请专家和各级有关领导审读。先后找了几家出版社，不是要价太高，就是对作者不信任，说：一个人搞出这么个大部头，我们难得给你擦屁股。但亦有天意相助。娄底电大孟铁城通读书稿，并带头捐款。地区教委副主任廖惜英将家人为他满60做酒准备的2000多元钱全部捐出。一些学校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5月9日，我由涟源返回娄底，乘坐的中巴在斗笠山路段翻车。车上30人，29人死的死，伤的伤，唯我一人皮毛未伤，资料亦无损。不久端午生日，省城的朋友也赶来祝贺。供职在岳麓书社（刚刚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出版社之一）的梅季先生帮忙解决了出版问题。
1995年，书稿定名为《湘中教育志》，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一次印刷7000多册，订购的仅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10册。书出来后，赠送捐款者等1000多册，在本地区发行了1000多册，外地发行几十册，向全国各地交换了几百册。
《湘中教育志》散布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国。民间反响良好，被称为“奇人奇迹”、“方志奇葩”。不少专家、学者写来“诗评”、“信评”，有的还写来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评论文章。于是在2000年又编印了《方志奇葩—“湘中教育志”评论集》。第一件大事基本上结束。
但余音未了，仍不断有单位和个人闻知索要，继续有人“诗评”、“信评”和“文评”，更有人用书画作品评议。2001年初，河北邢台市教委决定编纂“邢台市教育志”，到处找有关志书参考，5月则来电又来信索求《湘中教育志》，说：“志书如林，大浪淘沙。选来择去，唯有《湘中教育志》为我所期求。”;陕西西安书画家王新民题赠“宏著芳名万古留”，山西娄烦县史志馆书画家李梦白题赠“修志功臣”条幅。2002年初,云南胡兴义先生赋诗曰：“一剑磨成十载余,官修史志则无虞。佘君独力真钦佩,亲历山川绘彩图。实绩迎来众口赞,奇葩开放九寰娱。功勋美誉传千古,笑对苍穹心自舒。”2003年，《浙江通志》网站刊文提出，在今后的修志工作中，应进行“编修机构的创新”，指出“在上届修志中已出现私修情况，如湖南省娄底市端阳史志馆的佘国纲先生，自费编修出版了120万字的《湘中教育志》（岳麓书社出版），这种情况应当进行鼓励和倡导”。
2005年12月，端阳楼落成，万星楼网站开通，本人决定尚余的2000多册 《湘中教育志》全部交给端阳史志馆义卖（亦可以书换书），义卖所得，全部用于筹建万星楼。
三件大事的工作量，要花的时间、经费、精力，人们可想而知。于是就有种种猜测：一定有不少助手；一定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定是一天至少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定是本职工作丢在一边了；一定是很有钱；一定是个苦行僧；一定是个“高尚”、“无私”的人，等等。不然，就会如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所发出的疑惑：“我的这位师兄”的“业余时间是怎么分配安排的”？“办这些事情的经费是怎么解决的”？“他到底图个什么”？
也许我的回答不一定令人满意，但我是实话实说。第一，我不可能有专门助手，也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从未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我只是拿有的人陪客吃喝、打牌等一部分时间用来办这些事就行了。第二，我的本职历史教研日常工作也不可能丢，所里分配的编写任务不可能不完成，因为我还得靠此拿稿费，用以办三件大事呢。至于历史教研活动的开展，工作的成效，在全省各地市历史教研员中，可以说不是落后的，省教科所和省地社科联多次评我为“优秀历史教研员”和“先进学会工作者”。当然，在本所，多年来我是连一个优岗也未评上，但还是评上“称职”了嘛。第三，我经济上还算可以,但不可能很有钱,关键是除了粗衣粗食和简单家用，我很少别的花费。但我也不是苦行僧，想有的、该有的、能有的，我也有。更为重要的是，我愿意拿钱办这些事，比我钱多的人多的是，可他们不一定愿意办这些，而打牌、桑拿、吸烟、喝酒花掉几百上千，他们则无所谓。第四，“高尚”、“无私”，作为道义上对我的支持，我领受。但作为花环式的赞誉，我不配。因为我 “有私”，为世人、为后人，也就是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快乐人生。我也不算“高尚”。我不会像古时的武训，以出卖自己的人格让人打拳踢脚得到施舍去办义学；也不会像当今媒体宣传的模范人物，为了资助贫困学生，宁可让自己的儿子欠缴学费。记得明清时，有位“高尚”的贤者说：“宁可无衣无食，不可无书。”而我，缺衣少食或粗衣粗食可以，要是真到了无衣无食的地步，我是不会办这三件大事的。
发布时间：2008/10/24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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